距离与美感

  电视剧《过把瘾》中有一句话--距离能保持美感。窃以为这话很耐寻味。

  距离无非时间和空间。仿佛时间一久,就能给本来平常的东西平添一种美感似的。想诗经中的什么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或者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不过是古人唱的民歌,而千载之下,谁敢说它俗呢?别说我们千载之下,就是二千年前的孔夫子也不敢说这话。唐代诗歌盛行的时候,词开始是俗人唱的,是诗余,等后来文人们都来作词,曲又是俗人们唱的了,是词余。但今天可还有哪一位雅人说词曲俗吗?别说宋词元曲那么久了,不敢说俗,连大多唱词极不讲究的京剧如今都是高雅艺术了。是不是就是因为时间的距离呢?固然岁月淘洗也在去粗取精。但是那些早期人类遗址发现的普通生活用具呢?

  记得在炎黄艺术馆看定州磁。定州磁据说是皇家的用具,沿口甚至用金子来装饰,所以称金装定器。以前就算见过金装定器,也一定是毫无感觉的。而这次不同,觉那磁器的确很美。这是一只碗,底座很小,而碗口很大。侧面看几乎是斜度很大,想它装食物未见得实用,猜想会很容易翻倒。胎薄,色纯白,细细的暗花纹,但图案极繁复,碗口的金边不复金黄色,已经黑灰或者说不上什么颜色了。真是极品。我不禁又起疑问,如果我不知道它是一件古磁,我会认为它很美吗?就像出土先民的器物似的,绳纹罐、彩陶罐等等,如果没有这时间的距离,我们感觉还会一样吗?

  记得第一次去圆明园,那时那里几乎没有游人,到处是断壁残垣,荒草长得有人高,周围都是农田,真是故宫离黍。特别是到黄昏时分,一派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悲凉意味不期然而至。人到此时此境,是不能不发思古之幽情的。其实算起来,圆明园被毁距现代,以中国的历史悠久来看,实在算不上什么远。但寂寞荒凉就把它酿成醇酒了。那种古意森森,可比十三陵或者故宫这些远比它年老的古迹来得醇厚。然而去年又陪亲戚去了一回。已经是游人如织,士女如云了。园中路上有毛驴车载客,水中有快艇穿梭。而且新修了多少建筑,西洋楼的废墟为收门票围起了栅栏。如果可能,我是再不想去了。但也有时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记忆欺骗了自己,以为它曾经那么美,而事实却是另一回事。

  多少人思乡怀乡,真让他回乡定居,他就一定又想流浪了。因为故乡如果不保持一定的距离,村居的生活远没有骚人墨客的诗文中那么美。有一首诗说呵冻提篙手未苏,满船凉月雪模糊,画家不解渔家苦,好作寒江钓雪图。作者怕也不是真正的渔家吧,但是与那好作寒江钓雪图的画家来说,大约是更贴近渔家的生活。

  鲁迅先生曾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这种体验想是许多人都有的。只是未得见心中有,口中或者笔下也能有就是了。这其实不过是时间与空间的距离造成的。

  聪明的人对什么都知道要保持距离。黄永玉是一位名画家,但是他是如何看待艺术之都巴黎或者意大利诸城的呢?他说--

  

  我从历史的角度发现,巴黎和意大利诸城的艺术环境很像一个装蜜糖的大缸。收藏之丰富,艺术之浓稠,原是千百万蜜蜂自己酿出来的,但人们却常在大缸子里发现被自己的蜜糖淹死的上百只蜜蜂。

  一般的观众和爱好者欣赏名作时,是无须担心给淹死的。从事艺术者却不然。他每天和艺术的实际性东西接近,年深月久,欣赏水平远远把自己的艺术实践水平抛在百里之后。眼光高了,先是看不起同辈的作品,评头品足,最后连自己的劳作也轻蔑起来,干脆什么也不做,黏住手脚,掉进缸里淹死完事。

  艺术的蜜罐里,不知淹死多少创造者。

 

  读此文之前从来以为艺术的环境即使不对艺术的创造起决定的作用,至少也会对培养艺术气质起相当大的作用,却没有想到过,如果不和浓稠丰富的艺术环境保持距离,会给淹死的,成为牺牲品。

  当然许多艺术作品的美感并不都取决于时空的距离。一次在一位老先生家看到一幅字,觉得很美,而且特别。我对这类的作品从来是靠直觉。询问才知是敦煌唐人写经。于是说怪道我觉得它很美。但是又在什么地方看到一幅影印的唐人写经,这可是开始就知道它是唐人写经,但是似乎特别的感觉还有,只是远不及老先生那一幅的美了。可见即使同等的距离未见得是同样的感觉。  

  当然距离也会使我们误解。说不定,美感的产生正是源于距离造成的误解。也许如果我们拆穿它,美感不复存在,如果我们小心翼翼地保持它,我们不过受的是欺骗。

  傅雷给儿子的傅聪的信中说:我早料到你读了《论希腊雕塑》以后的兴奋。那样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的了,正如一个人从童年到少年那个天真可爱的阶段一样。也如同我们的先秦时代两晋六朝一样。近来常翻阅《世说新语》(正在寻一部铅印而篇幅不太笨重的预备寄你),觉得那时的风流文采既有点儿近古希腊,也有点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但那种高远、恬淡、素雅的意味仍然不同于西方文化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人真是奇怪的动物,文明的时候那么文明,谈玄说理会那么隽永,野蛮的时候又同野兽毫无分别,甚至更残酷。奇怪的是这两个极端就表现在同一批人同一时代的人身上。两晋六朝有多少野心家,想夺天下、称孤道寡的人,坐下来清谈竟是深通老庄与佛教哲学的哲人。

  称赞魏晋风度的人如今也不算少,然而真正这样简捷透彻地说明文明与野蛮杂糅在同一时代同一批人身上,而且与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相对比,也许不多吧。遗憾的是,傅雷先生写的到底是一封家书,没有也不太可能就何以文明与野蛮能杂糅在一起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与探讨。然而果我们能如傅雷先生那样保持清醒的目光,我们也许不妨为了美感而保持适当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