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隐士

  中国的读书人,读书的目的就是学以致用,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为朝廷用,又能为谁用?当官几乎是唯一发挥才能的途径。多半是实在当不成才考虑归隐。曾有一流行名言,资产阶级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而有一位先生说,无产阶级也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其实大约什么阶级在顽强表现自己这一点上都不例外的。而且也无可非议。所以又有几个人真正甘心终老林泉?不论是那位凤兮,凤兮,何德之衰的楚狂,还是长沮桀溺那样的避世之士,都是传统认为的隐者,而他们认为天下无道,却无力挽回,不如归隐。

  不过我确曾疑心过真正的隐士既不是长沮桀溺,也不是楚狂之类。他们还有想让人知道他不同于凡响的心思,已经就不隐了。真正的隐士当是黑洞,质量大得连速度每秒三十万公里的一丝光线也不让它逃逸,那一定是我们从不知道姓名不知道事迹的人吧。读鲁迅先生的《隐士》,才知道鲁迅先生早就这样说过。鲁迅先生还说,古今著作,足以汗牛而充栋,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著作来?他们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鱼。至于那些文士诗翁,自称什么钓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游自得的封翁或公子,何尝捏过钓竿或斧头柄。

然而我还有点与鲁迅先生不同的意见。自古以渔夫樵子或者农父的确都是我们不知道姓名,不知事迹的人,但历来并不被视为隐士。人就这么怪。能种地,肯种地,而且种得很好,给我们提供粮食的农民自古以来要看他不起。能读书作文章,或者为官为宦却偏不读书作文章为官为宦而去种地,哪怕水平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或者隐居起来白吃饭,登时就成了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的隐士了。但是这种看法也不能说全没道理。有资格做官而不做,当然跟没资格做不得做的结果是一样,可出发点是多少有些区别的。而且谁也不敢说渔夫樵子农父如果有机会做官的话,是否就一定不做。看那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辈,很有些以前是渔夫农父之辈的,就可以证明,更不用说刘邦朱元璋了。

  如果要依不知名方为真隐士的严格的标准,陶渊明、孟浩然都够不上真正的隐士,真正的隐士既不知名就没法证明。以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来说,没法证明的东西,你就不能说他真正存在,至少只能存疑。最后弄到连真隐士是否存在都成了问题。

  但是不论我们是否承认有真正的隐士,总有一类人曾经或者比较长久的住在山林中,采取与世无争或者少争的态度。抛开那些把归隐当成终南捷径的人,真不想做官的人,大多是厌倦于官场的龌龊卑污或者为了全身远祸。苏轼在乌台诗案被捕时,曾说一个故事给家人:宋真宗时寻访隐士,杨朴不愿做官,说自己也不会做诗,他被征召,妻子送行时做了一首诗: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宋真宗还很知趣,听后大笑,放归泉林。但是乌台诗案了结之后呢,苏轼还是不忍弃君父百姓而隐居的。所以知是一回事,行却是另一回事,从来难统一的。

  几千年来,知识分子就这么在出仕与归隐中矛盾徘徊。鲁迅先生说,登仕,是 (敢加口字旁)饭之道,归隐,也是 饭之道。假使无法 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这话的确很精辟。但鲁迅先生是当时有针对而说的。指的是那些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这显然不是陶渊明一类的隐士。所以不论鲁迅先生怎么说陶渊明是有奴子的,而且身为隐士的陶渊明也的确要吃饭,鲁迅先生也是承认他伟大的。

  我总奇怪,何以都是人,哪个阶层都有哪个阶层的毛病,而独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最让人觉得凸现呢。曾有朋友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最典型的体现中国人的劣根性的。坦率地说,我觉得这并不很公平。但不解,何以会有这种看法呢?另一位朋友说,这是因为没有考虑知识分子为官或做学问也是谋生的职业,与农民种田或者商人经商没有什么差别。或者差别仅是这个职业比较特殊。

  宋代大诗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有一则说:故都李和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绍兴中,陈福公及钱上阁恺出使虏庭,至燕山,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裹来献,三节人亦人得一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这说的是北宋徽钦二帝被掳,南宋的使者出使金国的情形。百姓们是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但是该种地照样种地,该卖糖炒栗子也照卖,据说周作人有句诗,伤心谁似李和儿,说的正是此事,不知是他想借此透露些消息,还是在为自己辩解?但是百姓输捐纳税都不存在与敌人合作的问题,而读书人如果不隐只有作官一途,当然就是附逆。然而这种指责却也难怪。做官是职业之一途,但是他当然不再是输捐纳税者,而是成为收捐收税者,成了帮凶。总跟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的穷苦百姓有了本质的区别的。

  不过事情有时让人觉得奇怪。历来的道统既不由最高统治者,也不由最普通的小百姓来承当,差不多都是由知识分子来承当的。可能因为他们是知识的占有者。现代以来更有称为社会之良心的。然而就像医生教师这样的职业大家都认为应当由品德高尚的人来承担一样,却没法实施。无论哪一时代把道德作为资格考试中的一项,也都是枉费心机。而这样的一个地位,并且是从整体来看,最容易凸出的不是人格的高大,而是人格的卑污。问题是永远以最高的标准来要求一些最普通最平凡的只不过多读了几天书的人是否也有欠公平,更何况他们一直处于人身依附之下。所以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只有解除人身依附的现代社会才有可能。当然也不是说解除了这种束缚就万事大吉了。周作人与鲁迅先生早期志同道合,差别似乎是文风,而晚期则令人不齿了。说实在真应该让人思之慎之。无论是为官还是归隐,或者既不为官也不归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