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英雄”

　　常听人说，在自己那一方天地堪称人物的某某不幸出点什么意外，譬如犯事下台啦，莫名其妙挨整啦，甚至事小到只是一个因牙痛不能理事，于是他那一方天地俨然有“天倾东南，地绝西北”的意思。他那一方百姓盼他重整河山，力挽狂澜有如“大旱之望云霓”。如此人物当算得上英雄了。可我有点不敢苟同，觉得这位英雄到底有些欠缺。怎么能只顾自己邀一世之英名，不把那一方百姓在自己身后的苦乐生死放在心上，缘何那英雄气概只限于做一个“忽刺刺大厦将倾”而一身当之的“独木”，真要是雄才大略的话，何不改造（这年头已经轮不到你创造了）一下你那一方天地，形成一种有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即便后继者是位庸人也可按程序操作。否则什么大大小小莫名其妙的原因，甚至贴一毛两毛钱邮票的一封告状信，就能毁个成千上万的国家资产，弄得一方百姓都要吃不上饭。这种“天下”安危系于一身的情况正常吗？　　

　　王蒙有一篇《惊险的模式及其他》，说警匪片中常有孤胆英雄为了惩治坏人不得不“冒着违法，被起诉的危险去铤而走险”，于是他得出结论，“可见法律、秩序、现有的工作系统常使英雄人物感到碍手碍脚”。王蒙可说是发现了一个实际上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即一种完备的制度，绝对使“以天下为已任”的英雄人物感到碍手碍脚。可它也有好处，平庸之辈也捅不了大漏子。因为你没多少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余地，即使有，也是在制度许可的范围内，那简直微乎其微。难怪英雄要么冒违法的危险，要么把自己降到庸人的水平。

　　换句话说，一个不完备的制度可以使一个经天纬地之才得到充分发挥，也可以让一个混蛋可着劲儿胡来。前者譬如唐太宗，后者譬如西太后。说到底，在一个“人治”的社会里，人当然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人的重要性让位给制度了。看看中国历史，上百的皇帝真正能称为“明主”的能有几人。大多数的统治者都是傻瓜娄蛋庸才。当然现代社会讲的是民主，可谁也保不齐，民主的结果一定不是个庸才。只有乱世出英雄，没听说选举出英雄的。不想要乱世，只好舍弃英雄。所以我们得指望制度。　　

　　当然当制度成了关键因素的时候，连英雄带老百姓也都得做出点牺牲，得承受把一个英才变成庸才的痛苦。今人读历史老觉得古人活得惊天地泣鬼神，而现今环顾世界平平静静制度完备的社会中遍寻不着盖世英豪。甭说爬上高位有多不易，充其量是狡猾而已，离英雄还远了去了。可原因倒不一定是人种退化，而是那些英雄全让制度给“阉割”了。为每一个人制定一种适合他的制度，实在可操作性太差，所以只好让一种制度来“修理”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最后弄得谁都一个德性，统统没了个性。

　　可是什么事都是一利一弊，所以要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话，我倒觉得还是让制度“阉割”几个英雄好点，跟那一方百姓比起来，英雄毕竟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