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新闻

 

　　我常常把史学和新闻这两门似乎不那么搭界的学科看成有血缘关系的近亲，觉得从训练上说，应该有相近之处。应该忠实的记载，也应该从事件的表象中发掘出深刻的内涵。人类正因为有语言文字，于是可以穿越时空地了解新闻了解历史。

　　但是近来却越来越觉得自己以往想得还是太简单了，不用说历史的真实，就是现实的真实，我们能真的得到吗？

　　有一位美国新闻学教授给一个班二三十名学新闻的学生做过一个测试。在这些学生没有任何精神准备的情况下，让一个人从外面突然闯进教室捣捣乱，然后像来时一样迅速地退出。于是教授让这些学生们就刚刚所发生的事情写一篇报道，结果这些受试的学生所写的报道与所发生的事件有着大大小小的许多出入，只有一个女学生的描述基本贴近事实。

　　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有一部影片《罗生门》，我只读过剧本，但仍然留下很深的印象。王朔也有一篇小说《各执一词》，思路近似黑泽明这部名作。他们讲的都是几个与事件发生有关的人对同一事件的叙述，除了不得不承认的结果之外，其过程和每个人在其中的份演的角色出入之大，扑朔迷离，让人难辨真伪。如果其中有叙述全部真实的话，只可能有一个人，而更大的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叙述也没有，或者每一个人在局部的叙述中真实，整个事件上不真实。当然这与每个人与事件的利害有非常大的关系。但是考虑到新闻学教授的测试，在所有没有利害关系而且受到特殊观察记述训练的人中尚有如此大的误差，就很难说这些事件的参与者所有的错误都是出于利害。然而再假设一下，如果在上述两部作品中，只有一个人有权利或者有机会叙述，而且有可能作为历史流传下来，后人能够得到多少历史的真实呢？当然这两个例子都是文学作品，所谓虚构，但是却非常真实。生活中这样的实例并不是找不到，不过因为我懒惰，图省事拿文学和电影作譬而已。

　　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历史有癖，全世界多少民族和国家，找不出一个有这么完整历史典籍的，而且自古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可同这传统同样悠久的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所谓的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春秋笔法，微言大意，比起秉笔直书的传统又不知力量大得有多少。鲁迅先生曾说过，历史记载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

　　无论中国的历史典籍有多丰富，留给我们的真实可能连冰山一角都没有。被后人列为经典的《论语》据说只是孔子两个门徒的笔录。所谓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汉姆雷特。且不说孔夫子号称弟子三千，就说贤人七十二，每一个人眼中的孔子会是一样的吗？如果他们都有从师的笔记传世的话，孔夫子又是一个什么形象呢？

　　十来岁的时候读林汉达先生的《东周列国故事新编》，其中晋国赵盾的族人赵穿杀了国君。赵盾跑到国境边上，被人劝回来了，后来继续为新君主政。史官董狐秉笔直书，赵盾弑君。赵盾不服，史官说，逃跑又没越出国境，相国的权力还在你手上，回来也没讨伐弑君之人，不是你，是谁杀了国君呢？赵盾还是挺开明，没话说，也没利用职权把位太史给杀了。后来读文天祥的《正气歌》知道有“董狐笔”之说的。原来秉笔直书就是这么回事？至今记得当时读这个故事时的感慨，甚至比这个故事本身给我的印象还深。历史就是这样记载的吗？那时的还是没纸笔的时代，多用竹简，字当然是越少写越好，不像今天电脑打字，而且以字数计酬那么鼓励长文，可是这就算是赵盾杀的国君吗？且不说被杀的晋灵公是个昏君，再说也不是赵盾主谋呀！他能这样全部的负起责任吗？可是赵盾当时手执国家权柄都无可奈何的事，后人没权没势，或者失权失势，岂不更是任人编排？真是庄子所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谁有权写，谁就创造了历史。

    而且对于古人来说，确实历史是帝王将相的事情，司马迁能写游侠刺客已经是了不起的壮举了。但是除了那些帝王间的杀杀砍砍，我们对真正古代的社会生活又有多少了解呢？所以看到《清明上河图》，看到敦煌的文物，看到墓葬中的壁画，和生活器具，这些史书上不能有的东西倒可能给人们一些古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印象。

　　刚到的十一期《读书》杂志第一篇即《古代中国还有多少奥秘》，谈到历史学家鉴于近年出土的简帛佚籍的研究，认为“我国的古代学术史由于这些发现，是必须重写了。”可事实上历史一直在重写。不要说有新的史料的出现，即便没有，人们不是也不断用新的目光去看那些旧的史料吗？

　　那么新闻呢？美国十九世纪的哲人亨利·梭罗曾说过，对于哲学家来说，被称为新闻的不过是瞎扯，而编辑和读者就只不过是正在喝茶的长舌妇。他说大家抢呀夺呀地到报馆要听最新的一个国际新闻，其实一个有点头脑的人，十二个月或者十二年前就已经写好了。英国本世纪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说他在穿越太平洋时收到一份无线电讯，说洛杉矶某夫人因驾车在铁轨之侧做火车呜呜声而被捕。这则消息从五千多哩之外传来，六七个天才人物和数百名勤奋和有才干研究人员无尽的劳动，创造和完美的这一奇迹，目的是为了让某夫人之绝技分秒不误地传至各大洋的旅客而已。

　　这两位作家着重批判现代新闻荒谬的一面，的确荒谬还少吗？但是新闻的确也成为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十九世纪美国医学家作家霍姆斯就说过，我们可以放弃日常的奢侈品，加入节俭的行列，除了面包和报纸，什么都可以不要。到本世纪情况更是有突变。现代科技已使世界变小，地球被人称作村，而通讯手段和技术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一向标榜事实是生命的新闻真的那么可信吗？

　　美国的新闻一向以揭露丑闻为乐事的，其作用也惊人。“水门事件”迫使尼克松总统下台，舆论的威力哪一个政治家也不敢小觑。但是剌杀肯尼迪事件不知有多少人探究寻源，但仍然扑朔迷离。同是十一期《读书》杂志，有一篇介绍美国作家诺曼·梅勒的新出版巨作《奥斯瓦尔德的故事：美国疑案》。美国官方关于这个案件有二十六巨卷，此书有八百多页，根据书评所介绍，可见诺曼·梅勒根据他所获得的证据推理，得出他的结论。我想与其说这本八百页的巨作是破译了这一起疑案，毋宁说给这个疑案再加一个新的推理的结果。从肯尼迪被刺至今，美国不知出了多少版本的有关书籍和报道。而真象仍然说不清，在生活的纷繁复杂面前，最真实的新闻也显得苍白无力。

　　但是事件的真象，生活的真实真的都那么可望不可即吗？也未见得。袁世凯时代，有专门印给他一人看的报纸，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下，有开天窗的报纸，大跃进时有大放卫星的报纸。“文革”结束后，又有一句最常见的话形容“文革”的新闻－－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报纸电台上还到处莺歌燕舞。当时的新闻真实性可想而知。中国画论中有计白当黑之说，史家则有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在这些理论潜移默化地影响新闻业的时候，读者也同样受到影响。会读的读者也会从你谈什么，不谈什么，多谈什么，少谈什么中发现真正的新闻。我熟知的一位先生，在“文革”经济最困窘的时候仍然订一份《人民日报》，每日细读。“文革”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林彪“九一三”事件，“四人帮”的垮台，他都在未正式公布前，就从《人民日报》上读解出来。固然细节绝对不会丰富生动，但大概的情况却八九不离十。新闻本来是最简洁明白的文体，可在中国一度竟非有史学家的功底不能真正读懂，这又是新闻与历史相近之处了。想想让人想笑又有些笑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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