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一种标准

据说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脱离动物范畴的标志,是人类有了一种与生存物质需要完全不相关的审美需要。认为许多动物也会劳动,譬如鸟、水獭之类都会造窝,而且像蚂蚁、蜜蜂的窝更复杂精致。又说许多动物也会使用简单的工具。的确,记得看到一个科教片,其中水獭仰在水面上,把一块圆形的石头放在腹部,两个爪子抱着蚌壳在上面敲打,不知水平是不是也近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了。非洲的黑猩猩还会找一根合适的树枝,自己稍予加工,耐心地坐在蚂蚁窝边上掏蚁卵吃。也有说人之成为人的标志是会游戏,可是会游戏的动物可多着呢,早期人类的游戏也不见得比小狮子、小老虎、或者小猴子们的游戏高明到哪里去。可这些都与生存有关,即便是游戏,动物幼崽的游戏本身都带着谋生手段训练的成分在,殆等于我们的职业训练。至于语言,动物也有动物的交流方式,当然没有我们的复杂,但我们也不敢说已经完全了解动物的交流方式。但是审美则于生存无关了。譬如造一个土陶罐,可以装水,装食物,当然还是实用,但是要在上面绘上花纹,使它美观,这就与生存需要没有直接关联了。这一派认为,只有到了这个程度,人才算脱离了动物的范畴,成为人。

  各种理论流派的事,我弄不清。只是觉得这一说有些道理。对于人类来说,美完全是一种主观感受。凡牵涉到主观感受的事情都是人言人殊的,能有一个大致的标准已属不易,很难会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标准。但是为了这个主观感受,人类甚至会不惜牺牲到妨碍生存的程度,这肯定是其他动物做不到的事情。大约过去所谓的玩物丧志者都有些这样的意思。过去人们总是认为,为了忠君、爱国、节烈之类的大名目,怎样妨害生存都是不妨的,如果为了对一种只具有审美价值的东西去妨害生存就是玩物丧志了。

  我常私下想,各种非金钱为目的的收藏家、鉴赏家,总该归于此类,还有各种花鸟鱼虫宠物豢养者也大抵可归于此类。特别是后者,老舍话剧《茶馆》中有一位旗人松二爷,到了清政府垮台,铁杆庄稼没有了,他为人老实,没权没势,又没技能,粗活又拉不下来脸来干,浑身上下穿的,自己都说我还像个人吗?可是宁可他自己饿着,也不能让他的宝贝黄鸟饿着,一看见它,就舍不得死了。黄鸟能成为支持他活下去的力量,宠物对于他来说,简直快等于理想信念了。这种形象总让人觉得既可怜,又可恨。可是明朝的张岱曾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美国十九世纪的哲人亨利梭罗曾说,一个人能抛下的东西越多,他就越富有。美国十九世纪文坛巨人爱默森也说过,很少有人像梭罗那样,生平放弃过那样多的东西。然而他的朋友是如何评价梭罗本人呢?爱默森曾说,梭罗虽然是这样纯洁无邪的一个人,可他竟没有一个平等的好朋友。他有一个朋友说:我爱亨利,但我无法喜欢他;我决不会想到挽着他的手臂,正如我决不会想去挽一棵榆树的枝子一样。也许正是因为他可放弃的东西太多,以至于使他看上去缺乏人情味。

  像佛家之类,就主张让人自己控制感情。把生死、名利、荣辱都看轻,就更不用说那些花草鱼虫、金石玉器、古玩字画了,因执着之物少,也就无所谓痛苦了。曾见有人撰文写某人也爱收藏,但是总是无可无不可的样子。我想这当是悟道的人了。这些东西再好,毕竟是死物,有什么比生命更可宝贵的呢?像范钦的范氏天一阁那样,说是藏书,不仅自己,把多少代后人的活泼泼的生命都葬送在一堆不准人看的书里,那是爱书吗?

  但是有时候又很矛盾地觉得,许多艺术品或者书籍却正是这些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传承下来的。他们完全出于情感,或者审美的欲望,却有可能为社会维持一种理性的标准。忘了哪一位英国先生说的了,说法国最好的厨师到了英国,不出三个月,厨艺就不行了。为什么呢?法国在西方文化中以美食著称,而英国人是最不讲究吃的了。于是也就没有人要求这位最好的厨师来维持他的标准,也就意味着厨艺的没落。记不清巴尔扎克的哪部小说中,他借某人物之口,发过一番议论。说要是没有游手好闲,生活优裕,追求豪华奢侈生活的贵族阶层的话,就不会有艺术了。这话也许有些极端,但是的确会少某种极精致的艺术。

鲁迅先生曾自称对书的形式有一种偏见。他喜欢天地头留得很宽,且前后有一两页空白副页的书。而当时许多新书则相反,满本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感和窘迫感。他说:或者也许以这样的为质朴罢。但质朴是开始的陋,精力弥满,不惜物力的。现在的却是复归于陋,而质朴的精神已失,所以只能算窳败,算堕落,也就是常谈之所谓因陋就简。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鲁迅先生甚至说: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上述的那两样,固然是比牛毛还细小的事,但究竟是时代精神表现之一端,所以也可以类推到别样。例如现在器具之轻薄草率(世间误以为灵便),建筑之偷工减料,办事之敷衍一时,不要好看,不想持久,就都是出于同一病源的。即再用这来类推更大的事,我以为也行。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收藏家、鉴赏家应当与文学批评家一样,对艺术起类似的作用。虽然可能他们收藏的艺术品的创作时代距今天已经相当久远,但是他们却以自己的赏鉴来维持一种标准,更不用说还收藏和留传它们。而且以鲁迅先生的类推法,他们的存在或者意义更要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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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二爷一流的人物,如何运气好一点,碰到太平盛世,或者铁杆庄稼不倒,也许他可以得享天年,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人很少有太好的下场。而一个社会有没有这样的人,也不无宏旨。但是鉴赏家和收藏家还是有不同。我曾以为这些人,并不参与艺术的创造,至其量是对艺术品的保存和流传起些作用,他们与文学批评家不同,文学批评家虽然难能得到作家们的好感,但是他们却的的确确是以自己的批评在参与文学的创造。所以有人说,好的批评家比好的作家还罕见。但是如今,

大约这话是有道理的。上海和北京相比来说,上海总是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比北京要好,也许就因为上海人在北京人眼里看来更苛刻,也因为此,上海的服务业才能维持比北京更高的标准。在北京如果一位认真的顾客要求服务的质量的话,往往不要服务员发火,边上都会有人来给你泼冷水:算了,算了,别那么认真。人家也不容易。如此一番话,你再认真会认为自己过份。

  

  不知道是不是嗜欲深的人,是太迁就自己的感情和本性。但是太过理智的人,又让人望而生畏,不知道他有没有一点真性情在。

  

  人是理智与感情的动物,如果一切光凭感情恐怕要与生命有妨害,就像松二爷。但是如果一个人任何事情都凭理智来处理--这种人也许非常罕见,但也不是没有--一定

  

要是这种具有审美价值的东西是你创造的,还犹可说,若只是出于鉴赏,那就是更

  曾跟一个朋友谈论过,我以为尽管人是有理智的动物,但是绝大多数人,一事当前,总是凭本性来处理事情的,很少依靠理性。如果真有一个完全以理智来决定自己行为的人,那一定是一个挺可怕的人。也就是张岱所谓无真气无真情的人吧?  一次与一个朋友去看戏,出来就迟了,又半天没车。当时叫个出租车对我们实在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朋友急得团团乱转,也不管打没打空车灯,见车就伸手,不停地说,晚了,晚了,怎么办?怎么办?依我平常的性情,只会更急。怪的是这一天好像突然悟道了,急又有什么用,难道因为我急,车就会来吗?可再一想,平常这道理我不懂吗?道理人人都懂,对大多数人来说,遇事不急是天生的不急,急也是天生的性急。我也并非有意修养,却这一天突然不急。以为从此已臻至境,谁想以后碰到类似的事照急不误。知道这种境界对我来说,还是可望不可即的事了。所以现在觉得安慰人劝人是最难的事。别人逢到不幸,你不说什么来表示安慰,似乎太没有同情心。可是若是说些劝慰的话,连我自己就觉得,这事没轮到自己身上,置身事外说得当然轻松,轮上你自己试试?

  董桥先生笔下有一位把牵连自己的事看成浑闲事的先生。一八O九年的一个寒夜,伦敦杜利巷剧场着火,剧场老板舍利顿在国会开会开一半赶到剧场去,眼看自己的事业慢慢烧光,居然还到剧场对面的一家酒馆喝酒。朋友问他何来这股兴致?他答到一个人当然有权坐在自己的炉边喝一杯酒。这是在无可耐何之时懂得洒脱,然而董桥先生还说:话中权字颇堪玩味。在自己的炉边喝酒、读书、聊天乃至工作,都成;小心别让炉火烧得太烈就是,免得自己受罪。什么推到极至,都会使自己受罪,这真是悟道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