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一种标准

    据说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脱离动物范畴的标志，是人类有了一种与生存物质需要完全不相关的审美需要。认为许多动物也会劳动，譬如鸟、水獭之类都会造窝，而且像蚂蚁、蜜蜂的窝更复杂精致。又说许多动物也会使用简单的工具。的确，记得看到一个科教片，其中水獭仰在水面上，把一块圆形的石头放在腹部，两个爪子抱着蚌壳在上面敲打，不知水平是不是也近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了。非洲的黑猩猩还会找一根合适的树枝，自己稍予加工，耐心地坐在蚂蚁窝边上掏蚁卵吃。也有说人之成为人的标志是会游戏，可是会游戏的动物可多着呢，早期人类的游戏也不见得比小狮子、小老虎、或者小猴子们的游戏高明到哪里去。可这些都与生存有关，即便是游戏，动物幼崽的游戏本身都带着谋生手段训练的成分在，殆等于我们的职业训练。至于语言，动物也有动物的交流方式，当然没有我们的复杂，但我们也不敢说已经完全了解动物的交流方式。但是审美则于生存无关了。譬如造一个土陶罐，可以装水，装食物，当然还是实用，但是要在上面绘上花纹，使它美观，这就与生存需要没有直接关联了。这一派认为，只有到了这个程度，人才算脱离了动物的范畴，成为人。

　　各种理论流派的事，我弄不清。只是觉得这一说有些道理。对于人类来说，美完全是一种主观感受。凡牵涉到主观感受的事情都是人言人殊的，能有一个大致的标准已属不易，很难会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标准。但是为了这个主观感受，人类甚至会不惜牺牲到妨碍生存的程度，这肯定是其他动物做不到的事情。大约过去所谓的“玩物丧志”者都有些这样的意思。过去人们总是认为，为了忠君、爱国、节烈之类的大名目，怎样妨害生存都是不妨的，如果为了对一种只具有审美价值的东西去妨害生存就是玩物丧志了。

　　我常私下想，各种非金钱为目的的收藏家、鉴赏家，总该归于此类，还有各种花鸟鱼虫宠物豢养者也大抵可归于此类。特别是后者，老舍话剧《茶馆》中有一位旗人松二爷，到了清政府垮台，铁杆庄稼没有了，他为人老实，没权没势，又没技能，粗活又拉不下来脸来干，浑身上下穿的，自己都说“我还像个人吗？”可是宁可他自己饿着，也不能让他的宝贝黄鸟饿着，一看见它，就舍不得死了。黄鸟能成为支持他活下去的力量，宠物对于他来说，简直快等于理想信念了。这种形象总让人觉得既可怜，又可恨。可是明朝的张岱曾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美国十九世纪的哲人亨利·梭罗曾说，一个人能抛下的东西越多，他就越富有。美国十九世纪文坛巨人爱默森也说过，很少有人像梭罗那样，生平放弃过那样多的东西。然而他的朋友是如何评价梭罗本人呢？爱默森曾说，梭罗虽然是这样纯洁无邪的一个人，可他竟没有一个平等的好朋友。他有一个朋友说：“我爱亨利，但我无法喜欢他；我决不会想到挽着他的手臂，正如我决不会想去挽一棵榆树的枝子一样。”也许正是因为他可放弃的东西太多，以至于使他看上去缺乏人情味。

　　像佛家之类，就主张让人自己控制感情。把生死、名利、荣辱都看轻，就更不用说那些花草鱼虫、金石玉器、古玩字画了，因执着之物少，也就无所谓痛苦了。曾见有人撰文写某人也爱收藏，但是总是无可无不可的样子。我想这当是悟道的人了。这些东西再好，毕竟是死物，有什么比生命更可宝贵的呢？像范钦的范氏天一阁那样，说是藏书，不仅自己，把多少代后人的活泼泼的生命都葬送在一堆不准人看的书里，那是爱书吗？

　　但是有时候又很矛盾地觉得，许多艺术品或者书籍却正是这些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传承下来的。他们完全出于情感，或者审美的欲望，却有可能为社会维持一种理性的标准。忘了哪一位英国先生说的了，说法国最好的厨师到了英国，不出三个月，厨艺就不行了。为什么呢？法国在西方文化中以美食著称，而英国人是最不讲究吃的了。于是也就没有人要求这位最好的厨师来维持他的标准，也就意味着厨艺的没落。记不清巴尔扎克的哪部小说中，他借某人物之口，发过一番议论。说要是没有游手好闲，生活优裕，追求豪华奢侈生活的贵族阶层的话，就不会有艺术了。这话也许有些极端，但是的确会少某种极精致的艺术。

    鲁迅先生曾自称对书的形式有一种偏见。他喜欢天地头留得很宽，且前后有一两页空白副页的书。而当时许多新书则相反，满本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感和窘迫感。他说：“或者也许以这样的为质朴罢。但质朴是开始的‘陋’，精力弥满，不惜物力的。现在的却是复归于陋，而质朴的精神已失，所以只能算窳败，算堕落，也就是常谈之所谓‘因陋就简’。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鲁迅先生甚至说：“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上述的那两样，固然是比牛毛还细小的事，但究竟是时代精神表现之一端，所以也可以类推到别样。例如现在器具之轻薄草率（世间误以为灵便），建筑之偷工减料，办事之敷衍一时，不要‘好看’，不想‘持久’，就都是出于同一病源的。即再用这来类推更大的事，我以为也行。”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收藏家、鉴赏家应当与文学批评家一样，对艺术起类似的作用。虽然可能他们收藏的艺术品的创作时代距今天已经相当久远，但是他们却以自己的赏鉴来维持一种标准，更不用说还收藏和留传它们。而且以鲁迅先生的类推法，他们的存在或者意义更要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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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二爷一流的人物，如何运气好一点，碰到太平盛世，或者铁杆庄稼不倒，也许他可以得享天年，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人很少有太好的下场。而一个社会有没有这样的人，也不无宏旨。但是鉴赏家和收藏家还是有不同。我曾以为这些人，并不参与艺术的创造，至其量是对艺术品的保存和流传起些作用，他们与文学批评家不同，文学批评家虽然难能得到作家们的好感，但是他们却的的确确是以自己的批评在参与文学的创造。所以有人说，好的批评家比好的作家还罕见。但是如今，

大约这话是有道理的。上海和北京相比来说，上海总是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比北京要好，也许就因为上海人在北京人眼里看来更苛刻，也因为此，上海的服务业才能维持比北京更高的标准。在北京如果一位认真的顾客要求服务的质量的话，往往不要服务员发火，边上都会有人来给你泼冷水：算了，算了，别那么认真。人家也不容易。如此一番话，你再认真会认为自己过份。

　　

　　不知道是不是嗜欲深的人，是太迁就自己的感情和本性。但是太过理智的人，又让人望而生畏，不知道他有没有一点真性情在。

　　

　　人是理智与感情的动物，如果一切光凭感情恐怕要与生命有妨害，就像松二爷。但是如果一个人任何事情都凭理智来处理－－这种人也许非常罕见，但也不是没有－－一定

　　

要是这种具有审美价值的东西是你创造的，还犹可说，若只是出于鉴赏，那就是更

　　曾跟一个朋友谈论过，我以为尽管人是有理智的动物，但是绝大多数人，一事当前，总是凭本性来处理事情的，很少依靠理性。如果真有一个完全以理智来决定自己行为的人，那一定是一个挺可怕的人。也就是张岱所谓无真气无真情的人吧？　　一次与一个朋友去看戏，出来就迟了，又半天没车。当时叫个出租车对我们实在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朋友急得团团乱转，也不管打没打空车灯，见车就伸手，不停地说，晚了，晚了，怎么办？怎么办？依我平常的性情，只会更急。怪的是这一天好像突然悟道了，急又有什么用，难道因为我急，车就会来吗？可再一想，平常这道理我不懂吗？道理人人都懂，对大多数人来说，遇事不急是天生的不急，急也是天生的性急。我也并非有意修养，却这一天突然不急。以为从此已臻至境，谁想以后碰到类似的事照急不误。知道这种境界对我来说，还是可望不可即的事了。所以现在觉得安慰人劝人是最难的事。别人逢到不幸，你不说什么来表示安慰，似乎太没有同情心。可是若是说些劝慰的话，连我自己就觉得，这事没轮到自己身上，置身事外说得当然轻松，轮上你自己试试？

　　董桥先生笔下有一位把牵连自己的事看成浑闲事的先生。一八Ｏ九年的一个寒夜，伦敦杜利巷剧场着火，剧场老板舍利顿在国会开会开一半赶到剧场去，眼看自己的事业慢慢烧光，居然还到剧场对面的一家酒馆喝酒。朋友问他何来这股兴致？他答到“一个人当然有权坐在自己的‘炉边’喝一杯酒。”这是在无可耐何之时懂得洒脱，然而董桥先生还说：“话中‘权’字颇堪玩味。在自己的炉边喝酒、读书、聊天乃至工作，都成；小心别让炉火烧得太烈就是，免得自己受罪。”什么推到极至，都会使自己受罪，这真是悟道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