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想到梦魇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８日，在南美的圭亚那原始森林中，曾发生过一起震惊全世界的“人民教”（我们通常译作“人民圣殿教”）的“集体自杀”惨案，有九百多人丧生。１９９３年４月１９日，在美国的加州又有“大卫教派”在地狱般的浓烟中完结。庄园中九十五名教徒除九人获救，全部丧生。１９９５年日本又发生奥姆真理教制造的东京毒气惨案。

　　十几年过去，常有人提起“人民教”当年的惨案，特别是“大卫教派”和“奥姆真理教”的出现再次向世人提出一个疑问，在美国日本这样的经济发达的国家，何以会出现这样的极端的宗教派别，人们何以会自愿放弃精神自由，让一个“狂人”来主宰自己的命运，甚至从容赴死，甘之如饴。读了旅美作家张北海先生的《美国　六个故事》中的《从理想到梦魇－－琼斯和他的人民教》，似乎对这种现象有些许了解。这确实是一个“从理想到梦魇”的过程，这不仅是某种宗教信仰者的悲哀，未必不可看做人类的悲哀。

　　“人民教”１９５６年在美国中部的印地安纳州印地安纳波利斯市在吉姆·琼斯的主持下创立。琼斯１９３１年出生在印地安纳波利斯市，１９５０年进入印地安纳大学，但不久退学。开始参与“基要派”的宗教活动。这一派别，完全相信圣经所记载传统基督教信条，而反对较为近代的教义。琼斯虽未正式成为牧师，也偶尔登坛布道。据当时与他共事的人说，他天性聪明，热情，口才好，关心别人，生活简单朴素，肯为人服务，有组织能力，尽力帮助少数民族。五十年代的印地安纳州种族歧视严重，日落后黑人甚至不能上街。而琼斯积极宣扬民族平等，前后收养过七个不同种族的小孩。同时他开始阅读政治书籍，到处寻访有吸引力知名的传教士。他从一位对自己的信徒有彻底控制力的“神圣神父”那里得到启示，回来组织他的“讯问委员会”。在他的周围有一批忠实的教徒来调查整个教区，并且鼓励信徒们互相监视告密。从此开始建立起他的帝国。任何人对他提出疑问都被认为是在反对他。作为一个牧师，他甚至把《圣经》丢在地上说“大多数人只看它而不看我了”。

　　他对黑人的恐吓是白人要求政府消灭黑人，他对白人的恐吓是中央情报局。你认为社会不公？好，加入人民教，我有社会主义。你有百医无效的疾病？好，加入人民教，我有信仰疗法。你认为世界太丑恶？好，加入人民教，我是再世基督，我是再世列宁，我是活佛。在这个充满罪恶，有可能爆发核子战争的世界上，人民教是唯一的可得到安慰温暖幸福的精神肉体的家园。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琼斯以他的特殊的吸引力、魅力、说服力、正义感、威慑力等等天赋才能吸引了一大批信徒。人民教中有六十年代反战的理想主义者、贫苦的黑人（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孤单无助的老人、以前的罪犯、妓女、酒鬼、瘾君子、宗教狂，那些对现实生活失望，需要精神信仰的人。

　　１９６４年被正式任命为牧师之后，他曾成立了两个非营利机构，为他的各种社会福利计划筹资。他要他的教徒相信，捐献得越多，对他越忠实。年长的把一生的积蓄都奉献出来，甚至每月政府所发的养老金支票。而年轻力壮有收入的人，先客气地要他们乐捐，然后是收入的四分之一，然后是二分之一，然后不知不觉是全部收入，每个教徒只在人民教的大宿舍中过着最起码的生活。这种作法，不仅使琼斯得到大量的钱财，也使他的信徒除了依附人民教，别无退路。琼斯同其他专制制度一样，深知经济的不独立和人身依附是使他的信徒无法获得自由的必要手段。圭亚那集体自杀后，才发现，琼斯在加州、欧洲、圭亚那、巴拿马、加拿大等地的银行不公开的户头存有近两千万美元。

　　１９６６年他率领一百多名信徒，从印地安纳迁到北加州，买下一个教堂，称之为“人民圣殿”。他带着整卡车的信徒出去布道。每次都可以捐到三四万美金。

　　人民教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教派。琼斯是最高统治者，没什么投票表决之类的事情能改变他的决定。也就是封建帝王所说的“朕即国家”，宗教中上帝所说的“我就是真理、道路……”。在他下面有两层机构。一是他的十几名亲信，“秘书”或“顾问”，他称之为“天使”。下一层是一百多人的“规划委员会”，一周开一次会。然后是他直辖的“安全队”，也就是他的武装力量。

　　人民教的统一意志，使人民教在地方选举等政治活动中，成为某些政治势力争取的对象。据说卡特总统的夫人罗莎琳·卡特访问洛杉矶时，临时发现参加大会的人数不够。一个电话打给琼斯，便多了一千多个人民教徒，有黑有白有贫有富，好像洛杉矶各界各阶层都支持卡特总统似的。可是却把总统夫人的保安人员吓坏了，因为同总统夫人一起坐在台上的琼斯的私人安全队人数几乎比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人员都多。这样的支持，琼斯事后会得一封礼貌官样的感谢信，于是也就成了人民教日后的政治资本。

　　他得知一个十六岁的小女孩与女同学告别时曾拥抱，便当着一百多个教徒的面毒打这个“同性恋”。打得她三天起不了身，并把麦克风放在她的嘴边，让所有在场的教徒都不能逃避这个苦刑。即使是夫妻什么时候才能发生性关系也要由他来决定。这是对他忠心的小测试。他痛恨同性恋，全教派内只有他有这个权利。他经常向人吹嘘，他有一天连搞十四个女人和两个男人。作者说，当一个人遭受这样的待遇之后，当一个人的最后一道精神、肉体防线给冲破之后，差不多就可任由琼斯摆布了。他还说，我们在正常现实社会中所接受的各种训练、教育、压力和纪律等，许多人久而久之以后，就都习以为常了，更何况人民教呢？

　　从人民教在旧金山的时期起，琼斯就可以给任何一个信徒一小杯喝的东西，告诉他这是毒药，喝下去四十五分钟内就会死，你要是对我忠心，就为我喝下去。那人就会毫不犹豫地喝下去。他还让每一个教徒签一份自杀遗书，证明自杀纯属自愿。也就是说，在人民教迁到圭亚那之前，每一个人民教徒已经随时准备为琼斯、为人民教而死了

　　“最使琼斯存有戒心，但同时又竭力拉拢的莫过于新闻记者了。他知道新闻和舆论的力量。他向各种大小报纸为维护新闻自由捐过不少钱，以讨新闻界的欢心。而且即使捐给其他组织或个人的钱，琼斯也都利用报纸作媒介，由报纸转交。这样，他可以保证琼斯个人和他的人民教名字见报，得到正面宣传。但他也非常恐惧新闻记者，因为总有一批年轻胆大热情的记者，打破沙锅问到底，查清实况，而琼斯和人民教有太多的事是见不得人的。好的事，我愿让人知道的事，你尽量报道，但真实情况你少来管。”

　　这个自以为再世基督再世活佛的琼斯对外界有着近乎绝望的恐惧。不能容忍他所无法控制的外来力量或思想进入他一手创办的人民教，他把这些称之为“恶势力”。也正是因为在与世隔绝的条件下，他可以更容易地控制他的教徒。

　　琼斯远离“恶势力”而寻找“乌托邦”的工作早在１９７３年就开始。并选中了圭亚那，在人烟稀少，偏僻，靠近委内瑞拉的原始森林中，以每年二百多美金的租金签约租下了二万七千英亩的森林土地。并开始开发经营。在１９７７年时，琼斯得知一家叫《新西部》的刊物将披露人民教内幕的文章后，威胁、利诱、恐吓都不成功时，他预感到在加州难以立足，便开始大规模迁往圭亚那的“琼斯村”。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人民教徒鲍伯·休士顿因企图脱离人民教而被暗杀，此事件最终导致１９７８年鲍伯·休斯顿以前的中学教师现任众议员莱恩对人民教所进行的调查，一些记者和教徒家人随行。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７日，当他们到达“琼斯村”时，看到的是小孩儿们在游戏场荡秋千，愉快的妇女在烤面包，男人们在工作或者抽烟聊天。琼斯太太来请他们用丰盛的晚餐。然后还有为贵宾们准备的高水平的晚会。晚会上莱恩与四十多名信徒交谈。然后莱恩上台，对着麦克风说：“根据我和你们中间一些人谈话的结果，我知道你们有人认为这里是他们一生之中最美好的境遇。”下面的信徒起立鼓掌欢呼几达半小时。然而还是莱恩最先感到有事情不对的。他跟《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说，“你看这些人的脸，仔细看他们的脸”。一个个信徒都好像发呆一样，机械地哼着歌，拍着手，当记者走进人群，一个个都萎缩无语地走开。也有人乘机塞给莱恩和记者几个小纸条，上面只简单地要求莱恩回去时将他们带走。

　　１１月１８日，记者们发现好几幢监牢一样的宿舍，里面全是老弱信徒。记者们的行动受到监视。而国民电视台记者哈里斯对琼斯的咄咄逼人的采访使形势急转直下。琼斯否认一切。没有军火，没有酷刑虐待，没有毒品，没有威迫。当莱恩和记者向琼斯出示信徒要求带他们离开的纸条时，琼斯彻底崩溃了－－“我给背叛了”，“叛徒，叛徒，全是叛徒”。当莱恩一行在离“琼斯村”几里之遥的小机场即将乘上两架飞机时，一部拖拉机和一部拖车迎着机场跑道开来，上面满载着琼斯的安全警卫。一场屠杀开始了。包括众议员莱恩等五人被打死，另外十一人被打伤。

　　差不多与此同时，琼斯向台下听到“白夜”警笛前来集合的全体信徒们说，“众议员莱恩死了……那些记者也都死了……圭亚那国际部队四十五分钟之内就要到这里……我们必须庄严地死。”然后开始每一个信徒都熟悉操练过无数次的仪式。在安全警卫的监视下，让大家排队领取一小杯混有毒药的果汁。小孩子太小的话，就用注射器灌进孩子的喉咙，然后大人喝，喝完之后，找一个地方伏好，等待死亡的来临。于是，琼斯走进房间，拿出手枪，对准脑门，扣动扳机，结束了他的旅程，也结束了九百多名信徒梦魇的旅程。

　　读完这个违背人类理性良知的悲惨故事之后，也许每一个人都会问一个为什么。琼斯的信徒与纳粹时代的德国或其他专制国家有所不同。至少最初他们是自愿的选择。这个世界的确有太多的罪恶和太多的恐惧。不要说在五六十年代冷战日炽的年代，就是今天，战争、疾病、灾难以及现代工业所造成的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恶果日益显露出来，伴随人类创造力而来的，是人类的精神危机。葬身火海的宗教狂人大卫·考瑞什也同样以“世界末日的来临”来煽动教徒的狂热。可悲的是，所有这些现实社会中的威胁，并不是琼斯和考瑞什所臆造出来的，只不过被他们利用而已。

　　也许这是人类自身的弱点所决定的。我们没有勇气承担起过多的苦难，对许多单纯、善良，充满美好理想的人来说，精神的痛苦比肉体的痛苦更难以承受。我们有时需要有一个来替我们承担痛苦、承担责任的英雄和偶像，来减轻我们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于是在一个有非凡才具，独特魅力的人出现并声称他来替我们承担苦难，替我们指引通往“天堂”的道路时，我们以为救世主真的出现了。而这救世主总是说战胜邪恶的力量，要靠铁的纪律、严密的组织和统一的意志。如果还有人对那些违背理性和良知的事情存一点怀疑的话，他会告诉我们说，这一切是为了最终的美好理想，为了最高的利益而不得不做的牺牲。于是我们就有可能一点一点放弃我们思考的权利，直到无力自拔。

　　在人民教的悲剧发生之后１９９３年，大卫庄园几乎再现一次圭亚那的惨案。ＡＢＣ新闻网主持人詹宁斯在悲剧发生的当晚采访了曾为考瑞什“妻子”，后来脱离大卫教派的罗彬·班斯女士。她对这个宗教悲剧的感受是“第一，千万不要让谁把你的脑子挖走；第二，有人总是许诺给你天堂时，可能会将你带进地狱。”诚哉斯言！一切极端的宗教团体，或者纳粹一类政治团体几乎都有类似的特征。以谎言和欺骗开始，以专制暴力维持其存在。然而，它得以存在的原因正是它最终灭亡的原因。历史往往就是这样无情。可叹是那些以追随理想开始而以堕入地狱的梦魇而终结的理想主义者，仅仅因为轻易地出让了思想的权利，而葬送了理想甚至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