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谁不怕考试

　　老舍先生曾有一篇《考而不死是为神》，说考试制度是一切制度里最好的，能把人支使得不像人了，而把脑子分成若干小块块，一块装历史，一块装化学之类。早上考代数，下午考历史，早上就得血脉里都是ＸＹ，连你是黄帝的子孙姓字名谁都不知道，刚一交卷你就得变成历史，亚历山大、秦始皇都是你的爱人，连他们的生日你都得知道。最难是考作文，题目是“爱国论”，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的心要不跳吧，笔下便无血无泪；跳吧，把定律们都跳出去，下午还考物理呢。说被考死当然自然不用说，假若考而不死，就放胆活下去，这已明明告诉你，你是十世童男转身。

　　我只见过一位同学，一听考试就满面放光，双目炯炯，看得我既惭愧又生气！我最怕考试，读老舍先生此文颇有同感。平常总想如果不是文革“失学”，按步就班地念书，也不至于人家都大学毕业的年纪，我连大学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说不定能比今天有点出息？可是一旦看如今考试之艰难，又多少有些窃喜，因祸得福啊，失学让我少考多少试呀！真再让我去考试，怕是考初小都困难了。

　　常听人说命题作文是难有好文章的，因为殆等于考试。当然命题也有好文章。鲁迅先生的《青年必读书》和集子里不少文章都是命题而作，多棒啊！可那是大手笔，除非天下的事，什么都有感于心，于是就什么题目也框不住他。唐代钱起的《湘灵鼓瑟诗》就是考试题作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至今得到人们赞赏。再有宋代科举考策论，苏东坡考试时，欧阳修是主考，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欧阳修觉得苏轼的文章漂亮极了，误以为是自己的好朋友曾巩作的，为避嫌取第二名。苏轼写道“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刑赏忠厚之至也。”而且连欧阳修这样大的学问都给唬住了，不知何处出典。据说事后欧阳修（另一说是考官之一的梅尧臣）问苏轼何处出典，他说想当然耳！

　　但中国的科举考试也一千多年了，真正的好文章是考场作出来的毕竟极少。等到到了八股取士的时代，好文章就更少了。别说好文章少，多少大才子根本考不取。写《聊斋》的蒲松龄，诗书画俱绝的徐文长，偏偏考不中。当然考中的才子也不少。然而这些才子们并不把自己的八股文章当作正经事。金克木先生的《八股评罪》中说，八股文以前叫时文，名家的文集自己都不收。乾隆钦定修《四库全书》时也只收一集明人的时文作标本。可见连最高主考的皇帝也看不起时文。

　　曹聚仁先生说，八股文是代圣贤立言。这种文体，不能不懂得格式，却不可有自己的意见、主张。八股的题目全从《四书》中来。全篇起承转合都是合于规矩，对仗工整，声调抑扬。金克木先生说，语言的功能是传达信息的，没有信息的语言就是废话。而八股的信息全在题里了，不许多，也不许少。所以全篇敷衍的全是废话。五六百年间，读书人就在其中翻跟头。关于这种现象，启功先生说也不难理解，皇帝需要层层官员，不外乎两个条件，一是思想合乎要求，一是有政治头脑。而八股文被利用作为说谎造谣大训练。所选的这些人和他们做的官，从宰相一级直到地方县令，都是久经锻炼说假话的人，这样从朝廷到吏治能够好得了吗？但是启功先生也说，明清两代科举出身的人都是作过八股的人，并不都是专会欺诈撒谎的人，也有各种人才为国为民做过好事，但可以断言这些绝不是从八股文中学来的。

　　读了些老先生论八股的文章，渐渐体会出点意思来。八股作不好，是可能杀头的。你代圣人立言，若你体会错了圣人的意思，或者当今圣人－－皇上－－体会错了你的意思，就说不定要杀头。可作好了，也要看考官是否赏识。《儒林外史》中范进考得胡子都白了，不是主考官跟他经历相似，看他可怜，多看两遍卷子，看出天下至文来，他还考不中。考中了，当然有官作。如果还没让八股把真性情全框住，也许还做得出好文章来。据说写《牡丹亭》的汤显祖就是时文大家。续《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高鹗还有一本《兰墅制艺》，收他二十七篇八股文，是给人作范本的。金克木先生说他中举之后，词不作了，小说不补了，只有八股文作到中举之后。说他的词小心翼翼，续红楼还要在序中说“不谬于名教”。但是就是不中举不作官的曹雪芹就能放言无忌吗？怕也不行。“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都是为了什么？又说汉朝有对策，唐朝考诗，宋朝考论，都有八股气。前人也正是从中学会种种方式表达种种非如此不可的他人及自己的情意。

　　曾经偶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乾隆有关《四库全书》的“圣谕”，觉得乾隆的见识也很开明。他说四库全书内，有许多关系到前代得失的教训。尤其是明代离清代非常近，三百年间，忠臣义士，颇不乏其人，“规陈治乱，抗疏批鳞”，也不亚于汉唐宋元诸臣，而他们的奏书没有专门的集子，会使后世没机会看到。就是有人人品有欠缺，如果他所说的事情和弊端，能切中时弊，有补于当政的，也不可因人废言。像杨涟、左光斗、熊廷弼等人，“或折冲疆场，或正色立朝，俱能慷慨建议，剀切敷陈”，如果明朝的君主能够采用的话，也不至于败亡到这步田地。又说那些文章中如果有对清统治者“违碍”的字句，只可略为“节润”，仍将全文录入，不可删改。封建时代有这心胸气魂，我简直是叹服。可明眼人告诫我，不可轻信。的确，不少学者论证乾嘉考据学派何以盛行，其中原因很大程度与文字狱的危胁和八股文的束缚有关，使一些学者不得不往考据路上走。而当时只有名义上的主考官－－皇帝老儿能放言无忌。记得有人介绍雍正的《大义觉迷录》，批驳所谓乱臣贼子就颇有趣。不过大约放肆得有点“透底”，叫他自己的儿子乾隆给禁了。所以当时唯独皇帝有意志自由，何况他们还有人代笔。

　　如今作过真正八股文的老先生恐怕极少了。不读老先生们论八股文的文章，以为八股非常遥远，真读了介绍才知道，就算给一篇八股文我并不一定看得懂，却从小做着类似的作文。老师讲范文，总是主题思想，中心意思，段落大意，作者如何紧扣题目，首尾照应，最后才是修辞方法等等。“文革”前，北京的一家报纸上曾刊载过一位中学生的文章，题目是《获得五分的秘诀》。大概是说，如果写捡钱包，交给警察叔叔，就一定会得到五分。还说到班上许多同学都爱写捡钱包，哪里有那么多钱包可捡？我相信这位中学生一定未学过八股作法，可他若生在作八股的年代，准不会像蒲松龄那样头发白了考不中的。

　　我就不记得从小老师给讲过，写你真实的情感，写你真实的思想就是好文章。就是那些范文，也不告诉你它的好处，不过写了真性情。记得作毕业论文时，去翻五六十年代的报纸，净看得见大家名家的名字。除非做了批判对象了，否则真是“歌诗合为时而作”，大多带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到了“文革”全给打倒，算是至少挽回一次面子。我想不少大家这种文章大约有些也是羞于收到集子中去的。看得我脸上直发烧，不觉得是某人的羞耻，真觉得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羞耻与悲哀。其实他们不过也都是代人立言，何尝说出自己的话。人真是得历练，现在经过得多了，也能理解老师的苦衷，如果教给你写你的真性情，真思想，万一不合于时代精神，老师吃罪不起，你也吃罪不起。于是又体会出一些老师的爱心了。要没有当初老师这种范文的讲解，放开性情去写，怕就是最差的学校也考不上。

　　所以有时觉得新闻文体中有一种最老实，它明明白白告诉你，它是代人立言。譬如社论、评论员文章，大多不署名，特别是前者从不署名。因为它虽有自己的执笔人，但并不是说的执笔人的话。它最低限度也是代编辑部发言。说得好听的，称评论是报纸的眼睛，说得不好听的，就是《魔鬼夜访钱钟书》中的那一位魔鬼的话了，你的见识平庸得可以作社评。这话虽然刻薄，却近于事实。这么多年来，多少报纸的社评，有严谨周详的，有大气磅礴的，有平实委婉的，你若好好研究，就会觉得其中一字一句都非常讲究。可谁把它当成真正的好文章？也绝少见哪位此行大家出这样的集子。

　　当然这也如苏东坡考试一样，真有巨笔如椽，就是社评也考他不住。毛泽东主席曾五十年代多次为《人民日报》作社评或编者按，那都是可圈可点的文字。可是到底情况特殊，但不管怎么特殊，仍合于作文之规范，那些社评他也都写出了真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