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园林与文人心态

  读一位作家的访美游记,说得美国秋天的景色如何壮美,但是这位作家并不喜欢,他喜欢中国的景色,曲折幽深。还曾读一位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女作家,写她定居欧洲之后,自己院子里特意不除杂草,可能是喜欢那种“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意境吧。而外国人不能忍受,认为她的院子里荒草不除,影响公共环境,以至于去报警,警察上门,这位女作家只能屈服于这些不懂中国审美情趣的欧洲邻居和警察。这其实是文化冲突,而这种文化冲突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和长久积淀的审美情趣。

  我觉得最能反映这种中国传统文人心态的莫过于苏州园林。苏州园林,大多私家园林,占地极为有限,却亭台阁榭,回廊复道,花草竹木,假山怪石,小桥曲水,无所不备;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成一幅独立的画面,而每一个景致又是另一个景致的前景或背景;静中有动,景随步移,曲折萦纡,幽深明晦,变幻莫测。走在留园、网师园这样的苏州园林中不禁使人想起五代词人冯延巳(一说欧阳修)的那名句“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红楼梦》中,大观园中贾宝玉所居之怡红院,其室内景象被细致地描写一番。室内分不出间隔来,四面皆是雕空玲珑木板……,倏尔五色纱糊,竟系小窗;倏尔彩绫轻复,竟系幽户。贾政等人未到两层,都迷了旧路,左瞧也有门可通,右瞧也有窗遮断,及到眼前,又被一架书挡住,回去又有窗纱明透门径。及至门前,忽见迎面也进来一起人,与自己的形相一样,--却是一架大玻璃镜。转过镜去,一发见门多了。这种设计是深通南方园林之妙的。而这种趋向走向极端则是盆景。要在方寸盈尺之地,体现万千气象。

  《红楼梦》中有一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写人写景,人景对衬极见人物性格。贵妃省亲别墅将近建成,贾政去“视察”,因听塾师说宝玉虽不喜读书,却有些歪才,正撞上宝玉要溜走,就带他去试试“清浊”。而作者在此回中恰是写贾宝玉之清,贾政之浊。一进园门,就有一带翠障挡在面前。众清客相公都说好山,好山。贾政却说“非此一山,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更有何趣?”众人立刻马屁跟进:“非胸中大有丘壑,焉能想到这里”。而宝玉在山上小径的第一个题咏处主张直书古人的“曲径通幽”。这实际是两种审美情趣的对立。贾政一介腐儒,为人呆板,枯燥乏味,殊少情趣。连他自己都说自幼于花草山水题咏上就平平,如今上了年纪,且案牍劳烦,于这怡情悦性的文章更生疏了。而宝玉虽然还是小小年纪,却感觉敏锐,感情极丰富细腻,常常无故寻愁觅恨似傻若狂,每每因风落泪对月长吁,典型的“多愁多病身”的文人坯子。也正因为此贾宝玉才会被作者安排住在与他性情相符的怡红院。

  所以一进门之山在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是上选。如果没有省亲别院的气魄,传统建筑至少也得弄一个影壁来“隔”。而且俗语有道是,文如看山不喜平。明清两代以南方园林为盛,而最讲究含蓄。一进门一览无余,那是伧夫俗物之审美观。所以众清客说贾政胸中有大丘壑,一写贾政之俗,二写众清客之谄。以此来衬托宝玉之天分才情,而且在他最怕的老子面前,宁可被喝骂,也不随俗从众。同时写宝玉是近写,明写,实写,写黛玉、宝钗、湘云、探春众姐妹是远写,暗写,虚写。宝玉在众姐妹队中题咏联句,每每落第被嘲被罚,而在贾政清客群里不但所论皆是,而且应对题咏众人远不能及。作者如此幽深含蓄,层层铺垫,处处点染的笔法正与园林之审美观一脉相承。

  宝玉所引的这一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是盛唐诗人常建的名句。而欧阳修《醉翁亭记》一开头就说“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这些诗文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激赏。我常想盲人的听觉和触觉总是极其敏锐,因为人类总是一种感觉被封闭扼杀,就会使别的感觉敏锐发达。这种曲折幽深含蓄的境界正是中国文人在精神空间和生存空间的日益狭小的状态下,走向内心体验的必然。而这种刻意的探求在狭小的空间千回百转,在短暂的时间内压缩悠长的历史寻求永恒,是封闭式文化漫长积累的必然。

  所以墙在园林建筑中地位独特。陈从周先生说造园“欲臻其美,妙在‘借’‘隔’”,借是“城外山色,远寺浮屠”,所以借,大多是借远景,大背景,墙于远借是不矛盾的,而隔之妙大多要靠墙来完成。陈从周先生举例“上海豫园萃秀堂,乃尽端建筑,厅后为市街,然面临大假山,深隐北麓,人留其间,不知身处市嚣中,仅一墙之隔,判若仙凡”。而且墙在园林建筑中多作为梅竹石之类的背景,没有墙,那种“墙角数枝梅”,“隔墙花影动”的意象就全无着落了。其隔意在隔尘世之俗,又在隔美景外泄,苦心经营的园林不为俗众所设,所以若有“一枝红杏出墙来”,或者“柳外秋千出画墙”,实在是出于意表之外,于静又添轻灵飞动,文人自然要歌而咏之了。

  某先生曾教我作文之法,即鲁迅先生所说,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我仿佛刚有点明白,但又有下文,文学语言是要锤炼的。我私下想,要真意,又要锤炼,这不矛盾吗?但是再一设想这园林建筑就是如此,追求的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大观园试才题对额》那回中写贾政喜欢稻香村,贾宝玉喜欢怡红院、潇湘馆、蘅芜院,贾政认为宝玉是只知朱楼画栋恶赖富丽为佳,不懂清幽气象,而宝玉认为贾政不知什么叫作天然。怡红院之类本来就是雕栏玉砌,所以在这画栋朱楼之间并不觉过分,而稻香村所谓清幽气象因为远无邻村,近无负郭,背山无脉,临水无源,在这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中倒伤于穿凿。作者是在褒宝玉而贬贾政,说贾政俗,不懂什么叫天然。其实中国文人就是这样,追求在一种精微细致在方寸之地寻求尽可能大的空间,要“万物皆备于我”,他不走出那所封闭的院墙,或者说不走出封闭的内心世界去追寻自然,追寻人生,而是在人力穿凿中追求自然。

  事实上在中国文人心中,要想看到“庭院深深深几许”,比看到敞亮开阔可容易多了。王国维曾有一语评论清代杰出词人纳兰容若:“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所谓未染汉人风气,语颇沉痛,可是大抵近于事实。到了这些入主中原的草原民族受了沾染之后,那一丝淳朴之气也就迅速被追慕中原文化所吞噬净尽了。  有人说,儒家文化是一种女性文化。我想其意在说它是阴柔。如果证之于园林及其相关艺术,未尝没有道理。曾国藩曾说:“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磅礴以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狭小的精神与生存空间,没法寻求浩瀚,只能追求深美,文化特征,焉能不阴柔。

  一位年近七十,受中国文化影响极深的知识女性在游览了美加边境上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之后,有一番感慨。说中国的风景,特别是南方的青山绿水,看了总使人沉静下去,而尼亚加拉大瀑布却使人激动亢奋,想立即起来做点什么。这不禁使我想起鲁迅先生的《青年必读书》,他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人爱说诗书画同源,岂止如此,岂止如此。

  所以陈从周先生说得精辟:“盖不通乎我国文化之特征,难于言造园之气息。”又说:“故余谓明代之园林,与当时之文学、艺术、戏曲,同一思想感情,而以不同形式出现之。”

  或者正因为此,举世皆称的苏州园林根本不适宜大众化的旅游,叶圣陶先生认为是私家花园所以不宜,而我觉得它的曲曲折折,蔚然深秀,正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心态。歌德曾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如果袭用其意,苏州园林恰似传统文人的内心独白。而如今车马喧阗,游人如织,真忍不住想贸然问一句,如此看苏州园林,同予者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