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记辱

　　这是一个听来的真事。五十年代，一位工人严重近视从不戴眼镜。工作生活都受影响，人家劝他配一副眼镜，他总是特别坚决：我不能让人家笑话，以为我要冒充有学问，冒充知识分子。劝他的人说，眼镜只能说明眼睛不好，说明不了学问，身份。可一点用没有，他坚持把眼镜看成孔乙己标志身份的长衫，而不是矫正视力的手段。

　　时移世易，五十年代被人视作学问标志的眼镜现在普遍得恨不得戴在街上许许多多人的鼻子上，若在学校里比例还要高。如果现在人们真要是有把眼镜当成孔乙己长衫倒好了，可悲的是差不多都是视力不佳才戴，不是为了炫耀学问。

　　我是先天性远视，据说远视跟老花眼差不多，所以我是从六岁起就开始戴“老花镜”了，老得何其早也。　　

　　因为戴眼镜带来的乐事很少，可因此所受的侮辱之多，简直是数不胜数了。

　　因为家中六个人中有五个“眼镜”，后来弄到全部是眼镜，所以我从来没认为戴眼镜不是什么常态，总觉得挺正常。等到到处受到嘲弄和侮辱时，知道别人并不认为戴眼镜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一个与我一直关系很好的小朋友从来不像别的孩子那样讥笑我的眼镜，可是有一次不知什么事情不高兴了。她就拿《阿凡提的故事》中一段阿凡提跟巴依斗智的故事来讥笑我。记不清阿凡提怎么受巴依之辱了。阿凡提的报复就是请巴依到家里做客，说他家有喜事。巴依来贺喜，阿凡提却说是家里狗生产了，小花也有，四眼儿也有。从此后这个小朋友一生气就“小花也有，四眼儿也有”。这样的语言，实际是在我的眼镜生涯中是最斯文的了。因为与小朋友地位平等，我自忖也不会老实到不做任何报复的。不过大概受人侮辱总是印象深刻，自己如何刻毒地报复却忘得一干二净了。不过更多的时候是只能唾面自干，街上的野孩子们谩骂，没法计较，多半只能低头走路，不予理睬。妈妈总说我有些驼背与做车工有关，我从不这样认为，与我同龄进厂的小伙伴挺多，人家可不驼背。我自己觉得是因为戴眼镜的缘故，永远要低头走路，怕无端受辱。

　　很快“文革”开始，父母每日如坐愁城，忙着挨整，经济也日见窘迫。再也没有心思关心我们的眼镜。仿佛记得眼科医生说，年纪小的时候，每年换眼镜，远视可以很快地降下来，到年纪老了，才会又渐渐地长上去。然而“文革”的发生，使我失去了这个机会。后来还有医生奇怪，你的远视度数，怎么没有在小的时候降下来？

　　等到我中学虽然没上过几天，却所谓“初中毕业”时，面临分配。我的班主任也曾是我一个姐姐的老师。知道我的三个姐姐全得本校之赐，两位去了陕北，一位去了东北。我们那年已经只有北京郊区插队，但老师还是油然而起恻隐之心，想把我留下。然而我的出身不好，是要老师很费心思的。当时的工厂都是工人阶级队伍，哪里容得了我这等人，老师好容易想把我塞进药材公司，可人家以我的视力差为名，拒绝接受我。最后一个同学被后来我所在的工厂退回，因为她一看机器转动就要晕倒，老师才把我塞进去，条件是矫正视力必须达到一点零。这在我好像并不是什么难事，矫正视力曾到过一点五，最差也是一点二。可是不知因为紧张还是怎么的，在同仁医院测目力竟是零点九。妈妈又带我去协和医院眼科，也许是那位小时候就觉得可亲可爱的验光师使我放松下来，还是妈妈跟他说了矫正视力对我的关键，我终于以一点零，一点二的矫正视力得到一张医生证明。而后来妈妈告诉我，眼科的墙上正贴着这位验光师的大字报。

　　初进工厂，分配做车工。又发现了戴眼镜的“好处”。因为各种机加工，甚至钳工的操作规程上都要求戴眼镜。这条操作规程我永远不会违反。而平常不戴眼镜的工友师傅们虽然都配了眼镜，但谁也不戴，他们说戴不惯，戴了耽误事。有一个好朋友一次被灼热的铁屑烫了眼睛，开始涂着药膏，后来改紫药水，面积跟银元差不多大小，于是那只眼睛让人看起来有点怪怪的感觉。不过戴眼镜的好处毕竟有限，只是不会直接烫眼睛，却不能保证不挨烫。小一些的铁屑会崩到眼镜里面，正好被眼镜接住。别人一挨烫，用手一糊撸，一般就可以弄下来，而我非摘眼镜才行，所以八年车工干下来，眼镜下面的部位，已经是凹凸不平，烫伤累累了。直到有一天，一位钳工老师傅被剔下来的铁屑崩进眼睛，造成一只眼睛终生失明之后，大家才又戴起眼镜，但是没有多久，又都忘记教训了。人也许永远这样吧。

　　在工厂的日子里，我与眼镜有关的记忆还是侮辱印象最深。我参加工作后，我的单位在宣武门外的一条小胡同里。东面的胡同口走进去，要走差不多十五分钟，而西面的胡同口走进去只要五分钟。可有一度，我不得不舍近求远。因为走西面时，有几个顽童像是每天候在那里一样，每当我走过，就一路追在后面骂，而且是“国风”以来的传统，编成押韵的顺口溜，其语言之粗鄙闻所未闻，虽不能全懂，但知道一定是很刻毒。鲁迅先生有一篇《头发的故事》，写的就是清末剪辫子的感受。虽然主人公并没有直说是自己，但总有他自己的感受在。现在想来我戴眼镜与清末在故乡小城剪辨子的先行们的感觉也许稍许近之，但是那位主人公还能以一支手杖来打，拼命地打了几回，也就渐渐地不骂了，只是没有打过的生地方还是骂。因为我没手杖，也没有先行者的勇气，所以只能自己抱头鼠窜，改走另一条胡同，多走十分钟的远路而已。

　　现在想想那些顽童也不见得专是跟我过不去，这其实已经是“国粹”了。看看我们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笑话和歇后语，有多少是拿人的生理缺陷做笑话材料的，就可以知道它是深藏在我们民族的潜意识之中的。阿Ｑ自己有癞，以至于讳到光亮之类，但是仍然要骂王胡，骂没真辫的假洋鬼子，虽然挨了手杖，会老实一点，也不过改在背地里骂而已。

　　所以我一看到有残疾的人，自尊自强地生活就由衷地敬佩。一副眼镜好像还不算残疾，就给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带来那么多的烦恼，而他们要在这个社会上生活该有多难。

　　所幸的是，现在以四眼儿之类的话骂戴眼镜的人是不多了。一来可能眼镜们多起来，二来人们普遍的素质提高了。如果仅是因为戴得人多了，才不骂，就又不免让人觉得太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