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门辱教记”（下）

　　彭瑞复先生也是家中亲友圈子中的人物。跟熊先生不同的是，我从未称过彭伯伯老师，他也从未称过我学生。我不拜他为师，是因为不敢，怕打扰他。他永远地忙。当我跨进新闻系的大门时，他就理所当然地是我的前辈了。我只知道他早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业就是学的新闻。新中国成立后，他不顾所有人的反对，抛下在联合国的待遇优厚的工作，不顾国内并没有安置好一个对口的工作就举家迁回了。这以后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委委屈屈都不去说它。最后他在一份英文月刊工作。他是新闻专业，中文底子极好，英文水平不仅笔译一流，口语极佳，可做同声传译的。

　　仿佛在我的印象里从我认识他起，他就是坐在自己的书桌前工作。只有来了客人他才会有时候离开那张书桌。

　　八六年时，我正在读新闻系的实习期间。他曾很严肃地对我说过，学新闻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多写，多写，再多写。但是我推之以懒，推之以我写的东西编辑没兴趣，几次枪毙删改之后就再没有信心。时隔不久，我又登门拜访。先跟彭伯母说了些家常话，看到她很疲倦，我就要告辞走了。而彭伯伯却很严肃地对我说，你不要走，我有话要对你说。他说他考虑过我所说的具体问题。但是他觉得学新闻非写不可。他学新闻的时候有三条路可走。一是搞公共关系，做广告，这是生财之路。一是写评论，做一个评论员。一是写新闻报导。以后可以发展写某事件，案件，内幕，可以成书。这后两者的基本功就是写新闻报道。一件事你去采访了。当时觉得问得很明白了，可轮到下笔时，方知到处都是漏洞。这样的事多了，以后的采访中，你就会自己有意识地去堵这些漏洞，能敏锐地抓住最重要的东西。没有长期的训练和积累是绝对不行的。他说他也考虑过我所说的现今的状况，也许你采访的东西，编辑不用，或者只用百分之二十，那不要紧，你应该把它写出来，把它整理出来。作为资料素材，有朝一日你会用得上的。何况这是最必要的基本功。

　　我嗫嚅地说，我实在是最不勤奋的人了，迄今为止，我从未下苦功做过任何一件事。总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他干干的笑了两声：那就没有办法了。不下苦功是不行的。随后我把话题转到我最近一次采访不愉快的感受上。他伸出手叉开五个手指比划着说，你看看，多好的材料都从你五个手指中间流走了。你现在有条件接触更多的人，更广的社会面，即使当时不能报导出来，也要写出来。好好的材料只不过说给我一个人听了，你的感受和体会应该告诉更多的人。这是你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职责。

　　虽然我当时就觉得羞愧，知道我不仅仅是生性懒惰，而且是对人生没有他那样的严肃态度，也缺乏他那样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激情。我看到的理想主义者被现实摧垮看得太多了，我觉得自己也早被想象中现实摧垮。虽然没有丝毫改正，却还经常去他那里闲谈，现在想来简直是厚颜无耻。他仍是每次热情款待，总是自己动手冲咖啡，甚至是当时用咖啡磨现磨咖啡豆，兴致勃勃地表演那一套程序和工具，让我尝尝与速溶咖啡有什么区别。他每一次都说，我记得你是不要牛奶和糖的。我每一次都说，我是两者都要的。他就歉然地笑了。可其实在许多事情上他的记忆力是非常好的。

　　彭伯伯似乎忘了曾经我们有两次严肃但是并没有愉快结果的谈话了。有一次说起新闻，他说他的一个搞新闻的同行老朋友曾对他说，以中国之大，要想要什么样的新闻没有？以这老朋友的亲身体验就知道，常常需要什么典型了，就是找一个这样的“新闻人物”或者“新闻事件”出来，不用造假。他感叹现在新闻工作者怎么能这样没有职业道德呢？而我居然还常常劝他，做事不要太认真，太负责任。他只是报之以苦笑。

　　一次谈话中，他非常悲观地说，自己老了，什么用也没有了。我听了非常伤心。于是把自己因他的议论而引发联想的一篇稿子寄给他，意思是说，就是他的一点点议论还可以引发我的一篇稿子，愚蠢地想给他一点点安慰。他在年末的繁忙中回信给我说，“你的那篇稿子，我也只看了一遍，笼笼统统地说，是不够紧凑，主题不突出，不能使人一步步地紧跟着你走。你的辞藻则远胜于我。”在那次谈话之后，他仍然肯这样教训我，使我非常感动。所谓辞藻远胜于他，不过是为不让我太难堪的说法吧。他还说“我现在反而觉得自己认识分析的能力很不够，回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后来五十年代，我似乎对什么事都有很自信的看法，也因为如此，我很欣赏他那本书的立场观点方法，能突破框框。可是我已无能力像他那样去博览群书，深入思考。很可能我就带着一大堆问题去见阎王了。”而我居然已经记不起他在信中未提书名的这本书是什么书了，可这本书正是我先提起的话题。我曾经有一次跟他说，我觉得他虽然是我的长辈，但我总把他当做朋友。他很认真地点点头，说他也这样觉得。现在想来我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事实上我虽然常能感受到他所说的一切，却渐渐淡忘了这一切。采访中自以为了解得非常充分了，可一下笔时真的是漏洞百出。但是多少时候你没法回过头去弥补损失了，只好马虎过去。然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篇没有扎扎实实采访的稿子。更多的时候我感兴趣的东西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被编辑采纳，我就自己先把它漏过去。好像这倒锻炼成一种能力了，知道什么东西一定得漏过去。前不久，又一次出差后的闲聊，再一次一位长者提醒我，你为什么不把这一切记下来，将来的追记，恐怕已经不是原汁原味了。我再一次推之以懒。都已经忘了有彭伯伯当年教诲这回事了。及至整理杂物，翻出当年隔三差五记的日记，才重又回忆起这一切。我从来记忆力极差，但也自以为有些惊心动魄的事情是终生不会忘记的。这次重翻旧日日记，才发现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是终生难忘的。什么都可以忘。但是有原汁原味的文字记录的话，那一切又可以重新生动起来。而那些从我五个手指间漏过去的东西就永远的离我而去了。

　　最后一次见到彭伯伯，他已经癌症转移到脑部了。在医院的病榻前，他可以认出我来，但是他表达语言的脑神经已经受到肿瘤的压迫。他不断地对我说，我想说……我想说……，重复这三个字，恐怕有几十次之多，却说不出来想说什么。我只能强忍住泪阻止他，不要再说。他却以一贯的认真锲而不舍地说：我想说，我想说……

　　彭伯伯对我，既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他却总是非常主动地教诲我这个冥顽不灵的晚辈。他给我的其实正是胡适先生对罗尔纲先生做人做事“不苟且”的教诲。如今人到中年，由于工作关系免不得与一些年青人打交道。深知说好听的话容易，说批评的逆耳的真话难。虽然我有时对年青人也讲真话，但知道人家不爱听，也就决不再说第二遍。

　　不过我还是觉得胡适先生那样的先生固然不易，而罗尔纲先生那样的学生更难。我并没有因为先生的严厉而抱怨过他们，也没有误会过他们的一片诚心。孔夫子曾说过“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恐怕这就是罗尔纲先生不同凡响之处。而我却始终知过不能改。如今回顾往事，我深深感到，假如我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决不会像今天这样一事无成。因为我想求师的话，亲友中有许多可以为师的长辈。也有许多误以为我可堪造就的长辈，都关心过我的学业。也许这一切来得太容易了，就看得太轻易，都被我嘻皮笑脸地运用太极拳法中“云手”的功夫，“四两驳千斤”似的轻轻推开去。如今时光流逝，长辈们有的去世，有的也步入衰年，且都有自己繁重的工作，再要求师怕是不易了。肯这样不留情面地责难我的长辈也已经不多了，于是更使我怀念彭伯伯。

　　聂绀弩先生在他的《散宜生诗·自序》中说过：“我有两个值得一提的老师，陈迩冬和钟静闻。迩冬乐于奖掖后进，诗格宽，隐恶扬善，尽说好不说坏。假如八句诗，没有一句他会说不好的。只好从他未称赞或未太称赞的地方去领悟它如何不好。静闻比较严肃或严格。一三五不论不行，孤平孤仄不行。还有忘记了的什么不行。他六十岁时，我费了很大的劲做了一首七古，相当长，全以入声为韵，说他在东南西北如何为人师以及为我师……写好了，很高兴地送到他的家去，他看来看去，，一句话未说，一个字未提，一直到我告辞（不，一直到现在，二十年了）。但我更尊敬他，喜欢他，因为丝毫不苟。我的多么可爱的两个老师，一个是李广，一个是程不识；一个是郭子仪，一个是李光弼。一宽一严，从他俩我都学得了不少东西。”罗尔纲先生得一严师，成就自己的事业。聂绀弩先生得一宽一严两位先生，创“新翻杨柳枝”－－人称为聂体的新体旧诗。而我何德何能，得一宽一严两位老师，却因为自己不肯努力，不肯听先生教诲，终至辜负先生一片苦心。

　　一位先生总爱引黑格尔的话说，人是不肯接受教训的动物。中国有句俗语，不见棺材不掉泪。诚哉斯言！前辈的教训无论怎样现身说法我也不肯听，不到悔之晚矣，决不肯悔。今天我已经是过来人，才知道做人做事都不苟且有多难，真正入师门有多难。罗尔纲先生的《师门五年记》原名《师门辱教记》，被胡适先生改为现名，其实罗尔纲先生是未辱师门的，所以胡适先生有得此书比他得到三十五个名誉博士学位还光荣之说。唯有我这样的弟子，也真是师门辱教。而且对这两位恩师我永远失去了弥补过失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