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门辱教记(下)

  彭瑞复先生也是家中亲友圈子中的人物。跟熊先生不同的是,我从未称过彭伯伯老师,他也从未称过我学生。我不拜他为师,是因为不敢,怕打扰他。他永远地忙。当我跨进新闻系的大门时,他就理所当然地是我的前辈了。我只知道他早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业就是学的新闻。新中国成立后,他不顾所有人的反对,抛下在联合国的待遇优厚的工作,不顾国内并没有安置好一个对口的工作就举家迁回了。这以后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委委屈屈都不去说它。最后他在一份英文月刊工作。他是新闻专业,中文底子极好,英文水平不仅笔译一流,口语极佳,可做同声传译的。

  仿佛在我的印象里从我认识他起,他就是坐在自己的书桌前工作。只有来了客人他才会有时候离开那张书桌。

  八六年时,我正在读新闻系的实习期间。他曾很严肃地对我说过,学新闻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多写,多写,再多写。但是我推之以懒,推之以我写的东西编辑没兴趣,几次枪毙删改之后就再没有信心。时隔不久,我又登门拜访。先跟彭伯母说了些家常话,看到她很疲倦,我就要告辞走了。而彭伯伯却很严肃地对我说,你不要走,我有话要对你说。他说他考虑过我所说的具体问题。但是他觉得学新闻非写不可。他学新闻的时候有三条路可走。一是搞公共关系,做广告,这是生财之路。一是写评论,做一个评论员。一是写新闻报导。以后可以发展写某事件,案件,内幕,可以成书。这后两者的基本功就是写新闻报道。一件事你去采访了。当时觉得问得很明白了,可轮到下笔时,方知到处都是漏洞。这样的事多了,以后的采访中,你就会自己有意识地去堵这些漏洞,能敏锐地抓住最重要的东西。没有长期的训练和积累是绝对不行的。他说他也考虑过我所说的现今的状况,也许你采访的东西,编辑不用,或者只用百分之二十,那不要紧,你应该把它写出来,把它整理出来。作为资料素材,有朝一日你会用得上的。何况这是最必要的基本功。

  我嗫嚅地说,我实在是最不勤奋的人了,迄今为止,我从未下苦功做过任何一件事。总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他干干的笑了两声:那就没有办法了。不下苦功是不行的。随后我把话题转到我最近一次采访不愉快的感受上。他伸出手叉开五个手指比划着说,你看看,多好的材料都从你五个手指中间流走了。你现在有条件接触更多的人,更广的社会面,即使当时不能报导出来,也要写出来。好好的材料只不过说给我一个人听了,你的感受和体会应该告诉更多的人。这是你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职责。

  虽然我当时就觉得羞愧,知道我不仅仅是生性懒惰,而且是对人生没有他那样的严肃态度,也缺乏他那样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激情。我看到的理想主义者被现实摧垮看得太多了,我觉得自己也早被想象中现实摧垮。虽然没有丝毫改正,却还经常去他那里闲谈,现在想来简直是厚颜无耻。他仍是每次热情款待,总是自己动手冲咖啡,甚至是当时用咖啡磨现磨咖啡豆,兴致勃勃地表演那一套程序和工具,让我尝尝与速溶咖啡有什么区别。他每一次都说,我记得你是不要牛奶和糖的。我每一次都说,我是两者都要的。他就歉然地笑了。可其实在许多事情上他的记忆力是非常好的。

  彭伯伯似乎忘了曾经我们有两次严肃但是并没有愉快结果的谈话了。有一次说起新闻,他说他的一个搞新闻的同行老朋友曾对他说,以中国之大,要想要什么样的新闻没有?以这老朋友的亲身体验就知道,常常需要什么典型了,就是找一个这样的新闻人物或者新闻事件出来,不用造假。他感叹现在新闻工作者怎么能这样没有职业道德呢?而我居然还常常劝他,做事不要太认真,太负责任。他只是报之以苦笑。

  一次谈话中,他非常悲观地说,自己老了,什么用也没有了。我听了非常伤心。于是把自己因他的议论而引发联想的一篇稿子寄给他,意思是说,就是他的一点点议论还可以引发我的一篇稿子,愚蠢地想给他一点点安慰。他在年末的繁忙中回信给我说,你的那篇稿子,我也只看了一遍,笼笼统统地说,是不够紧凑,主题不突出,不能使人一步步地紧跟着你走。你的辞藻则远胜于我。在那次谈话之后,他仍然肯这样教训我,使我非常感动。所谓辞藻远胜于他,不过是为不让我太难堪的说法吧。他还说我现在反而觉得自己认识分析的能力很不够,回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后来五十年代,我似乎对什么事都有很自信的看法,也因为如此,我很欣赏他那本书的立场观点方法,能突破框框。可是我已无能力像他那样去博览群书,深入思考。很可能我就带着一大堆问题去见阎王了。而我居然已经记不起他在信中未提书名的这本书是什么书了,可这本书正是我先提起的话题。我曾经有一次跟他说,我觉得他虽然是我的长辈,但我总把他当做朋友。他很认真地点点头,说他也这样觉得。现在想来我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事实上我虽然常能感受到他所说的一切,却渐渐淡忘了这一切。采访中自以为了解得非常充分了,可一下笔时真的是漏洞百出。但是多少时候你没法回过头去弥补损失了,只好马虎过去。然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篇没有扎扎实实采访的稿子。更多的时候我感兴趣的东西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被编辑采纳,我就自己先把它漏过去。好像这倒锻炼成一种能力了,知道什么东西一定得漏过去。前不久,又一次出差后的闲聊,再一次一位长者提醒我,你为什么不把这一切记下来,将来的追记,恐怕已经不是原汁原味了。我再一次推之以懒。都已经忘了有彭伯伯当年教诲这回事了。及至整理杂物,翻出当年隔三差五记的日记,才重又回忆起这一切。我从来记忆力极差,但也自以为有些惊心动魄的事情是终生不会忘记的。这次重翻旧日日记,才发现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是终生难忘的。什么都可以忘。但是有原汁原味的文字记录的话,那一切又可以重新生动起来。而那些从我五个手指间漏过去的东西就永远的离我而去了。

  最后一次见到彭伯伯,他已经癌症转移到脑部了。在医院的病榻前,他可以认出我来,但是他表达语言的脑神经已经受到肿瘤的压迫。他不断地对我说,我想说我想说,重复这三个字,恐怕有几十次之多,却说不出来想说什么。我只能强忍住泪阻止他,不要再说。他却以一贯的认真锲而不舍地说:我想说,我想说

  彭伯伯对我,既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他却总是非常主动地教诲我这个冥顽不灵的晚辈。他给我的其实正是胡适先生对罗尔纲先生做人做事不苟且的教诲。如今人到中年,由于工作关系免不得与一些年青人打交道。深知说好听的话容易,说批评的逆耳的真话难。虽然我有时对年青人也讲真话,但知道人家不爱听,也就决不再说第二遍。

  不过我还是觉得胡适先生那样的先生固然不易,而罗尔纲先生那样的学生更难。我并没有因为先生的严厉而抱怨过他们,也没有误会过他们的一片诚心。孔夫子曾说过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恐怕这就是罗尔纲先生不同凡响之处。而我却始终知过不能改。如今回顾往事,我深深感到,假如我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决不会像今天这样一事无成。因为我想求师的话,亲友中有许多可以为师的长辈。也有许多误以为我可堪造就的长辈,都关心过我的学业。也许这一切来得太容易了,就看得太轻易,都被我嘻皮笑脸地运用太极拳法中云手的功夫,四两驳千斤似的轻轻推开去。如今时光流逝,长辈们有的去世,有的也步入衰年,且都有自己繁重的工作,再要求师怕是不易了。肯这样不留情面地责难我的长辈也已经不多了,于是更使我怀念彭伯伯。

  聂绀弩先生在他的《散宜生诗自序》中说过:我有两个值得一提的老师,陈迩冬和钟静闻。迩冬乐于奖掖后进,诗格宽,隐恶扬善,尽说好不说坏。假如八句诗,没有一句他会说不好的。只好从他未称赞或未太称赞的地方去领悟它如何不好。静闻比较严肃或严格。一三五不论不行,孤平孤仄不行。还有忘记了的什么不行。他六十岁时,我费了很大的劲做了一首七古,相当长,全以入声为韵,说他在东南西北如何为人师以及为我师写好了,很高兴地送到他的家去,他看来看去,,一句话未说,一个字未提,一直到我告辞(不,一直到现在,二十年了)。但我更尊敬他,喜欢他,因为丝毫不苟。我的多么可爱的两个老师,一个是李广,一个是程不识;一个是郭子仪,一个是李光弼。一宽一严,从他俩我都学得了不少东西。罗尔纲先生得一严师,成就自己的事业。聂绀弩先生得一宽一严两位先生,创新翻杨柳枝--人称为聂体的新体旧诗。而我何德何能,得一宽一严两位老师,却因为自己不肯努力,不肯听先生教诲,终至辜负先生一片苦心。

  一位先生总爱引黑格尔的话说,人是不肯接受教训的动物。中国有句俗语,不见棺材不掉泪。诚哉斯言!前辈的教训无论怎样现身说法我也不肯听,不到悔之晚矣,决不肯悔。今天我已经是过来人,才知道做人做事都不苟且有多难,真正入师门有多难。罗尔纲先生的《师门五年记》原名《师门辱教记》,被胡适先生改为现名,其实罗尔纲先生是未辱师门的,所以胡适先生有得此书比他得到三十五个名誉博士学位还光荣之说。唯有我这样的弟子,也真是师门辱教。而且对这两位恩师我永远失去了弥补过失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