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解--人生之常态

　　我一走进办公室，听到我编的稿件与我们报另一编辑部发重了，已经见报，登时好像全身的血都涌到头上。待到“弄清”是我们部刊发在前，而别部刊发在后，那么错误就在别人头上了，于是仿佛血慢慢地回流了。

　　本来作者是三个月前的来稿，我虽然早早编辑发排，却因版面问题迟迟不能见报，我偷懒没跟作者联系，当头儿问我怎么回事时，我也老老实实说明了情况，说不怨作者，实在是压稿时间太长，没给作者回音。

　　其实人家的见报在我之前，而这一点我竟没查对一下，就接着相信第二个误传。说此文前几天还在另一家报纸发过一回。我一听，第一个感觉是这位作者不会做这样的事，误认为我们不用的可能是有的，不会投了我们报别的部，又去再发一回的。不论从稿件，还是仅有的一次信件交往，作者给我留下的印象绝非如此。但是接着就想，如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怎么知道，他现在不会变了呢？于是也没有想到去查证一下那家报纸，就很冲动地给作者写了一封信，而且“很客气”地说，我们同一稿件刊发两次是咎由自取，可是在别家报纸又刊发一次不知怎么回事，希望以后多联系，以免发生误会云云。

    等我弄明白作者并没有在别的报又发一回的时候，我的血又一次都涌到头上。赶快给作者打电话道歉，在等电话接通的那几秒钟的时候，真是在虔诚地祈祷，千万作者别不在。上帝保佑，作者恰好在。我为自己强加给他的罪名道歉，仿佛觉得如释重负了。

　　我不止一次和别人说过我干的这件极差劲的事，都是大家大笑结束。但是笑过之后，越来越觉得其中的苦涩。这件事特别的含义，竟从这一次次的叙述中清晰起来。在这件事中，我的误解就有几个，由他人造成我的误解又有几个，由我的误解造成他人的误解又不知有几个，曲曲折折无法细说。等到静下来想想，原来误解竟是常态，而正确的理解一件事，简直是变态或者非常态。

　　人类有语言文字以来，可以超越时空地交流。我们不单可以大略知道先秦时代叫老子、孔子、庄子的人曾经想些什么，我们也可以知道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曾经想些什么，就更不用说当代地球随便哪个角落，或者声名显赫或者惊世骇俗的什么约翰、山姆、玛丽们想什么。然而我们可能不知道自己近旁的人，甚至身边关系极其密切的人在想什么。有时候说不定连自己在想什么都弄不清。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知道误解之后，第一个可以得到原谅的是自己，其次是自己所爱的人，当然情况也可以相反，最不能谅解的是自己所爱的人。但是子女一般总会最先得到谅解。“文革”中见过许多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带红卫兵来抄家，为表示革命比别人做得更过份以示绝情，然而风暴一过去，照样都成了父母膝下的小宝贝。而做得远不及子女绝情的其他亲友，即使是见面没理睬，一张大字报，什么不干痛痒的揭发批判，都难能谅解。也许也能得到谅解，可是远比不得对子女谅解来得真诚。而如果是父母“出卖”了子女的话，恐怕终其一生都不能得到子女的原谅。这也许是符合生命延续的规律吧。

　　而自己首先原谅自己也是常态。“文革”后读过许多文章，写“文革”中的感受。看到自己的素日的亲友或者尊敬的师长、领导在受难，那一种同情与关切，缠绵悱恻，非得有法国擅写心理活动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写七大本《追忆流水年华》的才气，不足以曲尽其妙。或者可以比作交响乐，从引子开始，自己第一次见过这位受难者，第一主题出现，自己与受难者的交往，第二主题出现，受难者与自己的情谊，于是展开部，呈示部，是自己与受难者所有交往及与之有关事件的回顾，然后第一主题再现，第二主题再现，历史与现实、理智与情感四者交织在一起，一起推向高潮，然后渐弱，最后一个有力的收结，不得不回到冷酷的现实。那种情绪渲染到高潮时，真有一种一般人心理难以承受的激昂壮烈，回旋往复，终于结束时，才喘上那一口气，其实这部交响乐发生的全过程，时间不过几秒钟，甚至更短。然而迫于环境压力，作者脸上什么也不敢露出来，连一个招呼都不敢去打，心里却像暂歇的活火山那样内里奔腾激荡地把交响乐收结。可如果自己是受难者，则是交响乐结束前才到场，仅仅听到那冷酷环境下有力的收结的最后几个音符，看到的是连个招呼都不敢打。于是在自己心中倒叙这部交响乐，处处都是对方负心，自己多情。于是感慨人生，感慨世态炎凉等等、等等。自己因为有交响乐一样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当然轻而易举就可以原谅，而别人却只有一个招呼都不打的冰冷事实，于是不可原谅。或者表面原谅，心里记他一辈子。

　　曾见有人撰文，一看就是一位内心感受极丰富的人。说他自己不愿意参加社交活动，因为常常或者粗心，或者想自己的心思就忽略了该点头忘记点头，该笑的没顾上笑，该打招呼的没打招呼，于是得罪人，于是别人说他架子大，总之被人误解。我读了深有同感，因为我也总粗心大意，或者心猿意马，忽略了别人。然而我很快就读到了同一位作者写的另一篇文章，他不够自己有车的资格，送一位外国至友，多说几句话，搭便车的时候迟了一会儿，车主人很宽厚，什么也没说，而另一位搭便车者脸色却阴沉下来。这让我大惑不解，不知为什么这位作者就没想到，那一位搭便车者也许并不是为了你迟到不高兴，难道他就不能这会儿情绪不佳，家里有什么烦心事，或者粗心？

　　我的上小学二年级的小外甥回家，父母问他，送给某某同学的贺卡送了吗？他说送了。－－那同学送你了吗？－－没有。－－同学说什么了？－－什么也没说。－－怎么连谢谢这点礼貌都没有？－－他可能今天不舒服。

　　听了这番对话，为他这样小小的年纪，会这样宽容地推测别人不礼貌的回复而感到震惊。而我们老于世故的成人，早失去了这一份纯真。我们也常常推测，但这推测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和立场，往往是自己最致命的弱点，可是距事实有多远，我们却并不用我们擅长的语言或者文字去沟通验证一下。

　　我想如果我有孩子这份纯真，在发现重稿时先检讨一下自己三个月不给作者回复的错误，恐怕就不会那么急匆匆地去信责备作者了。在听到误传别的报纸又发一回的时候，先查证一下，也不至于又发生别的误会了。而这位作者的确是一位如今难得的年青人。他说因为自尊心太强，不愿意为了一篇稿紧着催问，一看时间已经有三个月就投别的部门了。现在弄得一点尊严都没有了。我接到作者两封信，说即便是我误以为他曾把此稿又投别的报纸，也并不能因此就减轻重稿的错。他把自己封杀了，至少一年不会再给我们写稿。

　　我在与别人一次次的叙述中终于有点明白，我对作者的伤害，还不是我误解了他一稿多投。我再怎么误解，充其量是一个糊涂人的误解，而在读者面前，一个有强烈自尊心的作者没办法为自己做任何辩白。而我这个该负责任的人，却躲在不署名的专栏后边，不承担任何责任。

　　当然，我还是得了些报复。对这位认真的作者，由于他对自己的苛责，使我总是心里负疚。而得到的教训则是，做人不当总在交响乐结束时才到场。虽然可能还会经常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