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解--人生之常态

  我一走进办公室,听到我编的稿件与我们报另一编辑部发重了,已经见报,登时好像全身的血都涌到头上。待到弄清是我们部刊发在前,而别部刊发在后,那么错误就在别人头上了,于是仿佛血慢慢地回流了。

  本来作者是三个月前的来稿,我虽然早早编辑发排,却因版面问题迟迟不能见报,我偷懒没跟作者联系,当头儿问我怎么回事时,我也老老实实说明了情况,说不怨作者,实在是压稿时间太长,没给作者回音。

  其实人家的见报在我之前,而这一点我竟没查对一下,就接着相信第二个误传。说此文前几天还在另一家报纸发过一回。我一听,第一个感觉是这位作者不会做这样的事,误认为我们不用的可能是有的,不会投了我们报别的部,又去再发一回的。不论从稿件,还是仅有的一次信件交往,作者给我留下的印象绝非如此。但是接着就想,如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怎么知道,他现在不会变了呢?于是也没有想到去查证一下那家报纸,就很冲动地给作者写了一封信,而且很客气地说,我们同一稿件刊发两次是咎由自取,可是在别家报纸又刊发一次不知怎么回事,希望以后多联系,以免发生误会云云。

等我弄明白作者并没有在别的报又发一回的时候,我的血又一次都涌到头上。赶快给作者打电话道歉,在等电话接通的那几秒钟的时候,真是在虔诚地祈祷,千万作者别不在。上帝保佑,作者恰好在。我为自己强加给他的罪名道歉,仿佛觉得如释重负了。

  我不止一次和别人说过我干的这件极差劲的事,都是大家大笑结束。但是笑过之后,越来越觉得其中的苦涩。这件事特别的含义,竟从这一次次的叙述中清晰起来。在这件事中,我的误解就有几个,由他人造成我的误解又有几个,由我的误解造成他人的误解又不知有几个,曲曲折折无法细说。等到静下来想想,原来误解竟是常态,而正确的理解一件事,简直是变态或者非常态。

  人类有语言文字以来,可以超越时空地交流。我们不单可以大略知道先秦时代叫老子、孔子、庄子的人曾经想些什么,我们也可以知道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曾经想些什么,就更不用说当代地球随便哪个角落,或者声名显赫或者惊世骇俗的什么约翰、山姆、玛丽们想什么。然而我们可能不知道自己近旁的人,甚至身边关系极其密切的人在想什么。有时候说不定连自己在想什么都弄不清。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知道误解之后,第一个可以得到原谅的是自己,其次是自己所爱的人,当然情况也可以相反,最不能谅解的是自己所爱的人。但是子女一般总会最先得到谅解。文革中见过许多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带红卫兵来抄家,为表示革命比别人做得更过份以示绝情,然而风暴一过去,照样都成了父母膝下的小宝贝。而做得远不及子女绝情的其他亲友,即使是见面没理睬,一张大字报,什么不干痛痒的揭发批判,都难能谅解。也许也能得到谅解,可是远比不得对子女谅解来得真诚。而如果是父母出卖了子女的话,恐怕终其一生都不能得到子女的原谅。这也许是符合生命延续的规律吧。

  而自己首先原谅自己也是常态。文革后读过许多文章,写文革中的感受。看到自己的素日的亲友或者尊敬的师长、领导在受难,那一种同情与关切,缠绵悱恻,非得有法国擅写心理活动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写七大本《追忆流水年华》的才气,不足以曲尽其妙。或者可以比作交响乐,从引子开始,自己第一次见过这位受难者,第一主题出现,自己与受难者的交往,第二主题出现,受难者与自己的情谊,于是展开部,呈示部,是自己与受难者所有交往及与之有关事件的回顾,然后第一主题再现,第二主题再现,历史与现实、理智与情感四者交织在一起,一起推向高潮,然后渐弱,最后一个有力的收结,不得不回到冷酷的现实。那种情绪渲染到高潮时,真有一种一般人心理难以承受的激昂壮烈,回旋往复,终于结束时,才喘上那一口气,其实这部交响乐发生的全过程,时间不过几秒钟,甚至更短。然而迫于环境压力,作者脸上什么也不敢露出来,连一个招呼都不敢去打,心里却像暂歇的活火山那样内里奔腾激荡地把交响乐收结。可如果自己是受难者,则是交响乐结束前才到场,仅仅听到那冷酷环境下有力的收结的最后几个音符,看到的是连个招呼都不敢打。于是在自己心中倒叙这部交响乐,处处都是对方负心,自己多情。于是感慨人生,感慨世态炎凉等等、等等。自己因为有交响乐一样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当然轻而易举就可以原谅,而别人却只有一个招呼都不打的冰冷事实,于是不可原谅。或者表面原谅,心里记他一辈子。

  曾见有人撰文,一看就是一位内心感受极丰富的人。说他自己不愿意参加社交活动,因为常常或者粗心,或者想自己的心思就忽略了该点头忘记点头,该笑的没顾上笑,该打招呼的没打招呼,于是得罪人,于是别人说他架子大,总之被人误解。我读了深有同感,因为我也总粗心大意,或者心猿意马,忽略了别人。然而我很快就读到了同一位作者写的另一篇文章,他不够自己有车的资格,送一位外国至友,多说几句话,搭便车的时候迟了一会儿,车主人很宽厚,什么也没说,而另一位搭便车者脸色却阴沉下来。这让我大惑不解,不知为什么这位作者就没想到,那一位搭便车者也许并不是为了你迟到不高兴,难道他就不能这会儿情绪不佳,家里有什么烦心事,或者粗心?

  我的上小学二年级的小外甥回家,父母问他,送给某某同学的贺卡送了吗?他说送了。--那同学送你了吗?--没有。--同学说什么了?--什么也没说。--怎么连谢谢这点礼貌都没有?--他可能今天不舒服。

  听了这番对话,为他这样小小的年纪,会这样宽容地推测别人不礼貌的回复而感到震惊。而我们老于世故的成人,早失去了这一份纯真。我们也常常推测,但这推测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和立场,往往是自己最致命的弱点,可是距事实有多远,我们却并不用我们擅长的语言或者文字去沟通验证一下。

  我想如果我有孩子这份纯真,在发现重稿时先检讨一下自己三个月不给作者回复的错误,恐怕就不会那么急匆匆地去信责备作者了。在听到误传别的报纸又发一回的时候,先查证一下,也不至于又发生别的误会了。而这位作者的确是一位如今难得的年青人。他说因为自尊心太强,不愿意为了一篇稿紧着催问,一看时间已经有三个月就投别的部门了。现在弄得一点尊严都没有了。我接到作者两封信,说即便是我误以为他曾把此稿又投别的报纸,也并不能因此就减轻重稿的错。他把自己封杀了,至少一年不会再给我们写稿。

  我在与别人一次次的叙述中终于有点明白,我对作者的伤害,还不是我误解了他一稿多投。我再怎么误解,充其量是一个糊涂人的误解,而在读者面前,一个有强烈自尊心的作者没办法为自己做任何辩白。而我这个该负责任的人,却躲在不署名的专栏后边,不承担任何责任。

  当然,我还是得了些报复。对这位认真的作者,由于他对自己的苛责,使我总是心里负疚。而得到的教训则是,做人不当总在交响乐结束时才到场。虽然可能还会经常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