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喝茶

    喝茶从来是跟有闲密切相关的。然而光有闲，仍不见得会喝茶。我揣摩雅人的喝茶要有五个必备条件：茶、水、器、友、境。色色要讲究。

　　我是生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到我懂事，中国传统中那些精致的生活方式早视同污泥浊水被扫荡干净。记得文革期间街上常有两分钱一碗的大碗茶买。听说这茶是颇有古风的，因为要茶看上去浓，于是要煮。精致的喝茶，我竟没有见过。好像是林语堂说过，一个人认识的人只是一个小圈子，如果读书就可以跨越时空认识许多杰出人物。于是读《红楼梦》得以结识“好洁人皆厌，过净世同嫌”戴发修行的妙玉。她请贾母吃茶，已经是算讲究了。用的是旧年蠲的雨水，成窑五彩小盖锺。众人则是一色的官窑脱胎填白盖碗。贾母吃了半盏递给了刘姥姥，刘姥姥便一口吃尽了，说：好是好，就是谈些！再熬浓些更好了。刘姥姥一个村妇，当然是两分钱一碗大碗茶的品味，怪道引得贾母和众人都笑起来。然而即使是贾母，并不是妙玉可共饮茶之人。妙玉请她吃茶，只是应酬而已。

　　所以写请贾母吃茶这许多笔墨只是陪衬，曹雪芹费心写的是妙玉名为请宝钗黛玉吃茶，实则请宝玉吃茶。这从回目上《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就可以看得出来。而且刘姥姥吃过的成窑小盖锺妙玉嫌腌　不要了。贾宝玉替刘姥姥讨下来，说她卖了还可度日。妙玉应允。却还说了一句：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若是我吃过的，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可却以自己家常用的绿玉斗请宝玉吃茶。一个小小细节，写妙玉心理极为传神。同时这一次吃茶的讲究也写到了极点。连一向孤高自许目下无尘的林黛玉因问一句“这也是旧年的雨水”，就被妙玉嘲笑“你这么个人，竟是个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统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你怎么尝不出来，隔年蠲的雨崐水，那有这样清淳？如何吃得！”我一向以为水要活，要新，竟不知旧年的雨水或者雪水味会清淳。若依文革之例，当发妙玉去西北地区，常年吃旧年雨水、雪水积存的窖水。不过这话扯远了，还回到栊翠庵来。以黛玉之“小心眼儿”，从来嘴上不肯饶人的，却忍下了妙玉“俗”的评价，也算难得。不知是真让妙玉的茶道唬住了，还是为了别的什么。妙玉请吃茶，茶具是稀世奇珍，水是五年前梅花上收的雪，有二宝一黛神仙一样的茶友，又在栊翠庵这样清幽之境，如此四者烘托，茶是什么极品，作者大约觉得可以省略了。又因贾宝玉说喝得了一海，引出妙玉一杯为品，两杯就是解渴的蠢物的妙论来。可见雅人们喝茶并不为解渴，意在品。品茶的同时，也玩，把玩茶具。妙玉家常用的绿玉斗被贾宝玉称为俗器，妙玉大为不满。说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家里未必找的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而贾宝玉真乃可人。一句对答令妙玉甚喜－－俗语说：入乡随俗，到了你这里，自然把这金珠玉宝一概贬为俗器了。

　　妙玉的茶友可谓不俗，然而还有比她更挑剔的。明代张岱听朋友周又龙先生说，白门闵文水先生愿意结识他，而且还曾携茶具来拜访过他，却正逢他出门在外，回家后得知心里特别懊恼。后来自己去白门，就去访这位闵文水先生。不巧他也出门，等了许久回来，才知是一老者，不是什么好事少年。闵文水先生又待搭不理，说手杖忘哪儿了就走了。张宗子自忖不能白来，就等他回来。回来老人说客人还没走，想干什么呢？他说听周又龙先生说“闵先生精饮事，愿借余沥以解渴思。”老先生高兴了，自己当炉煮茶，快如疾风骤雨，又把他引到一房间里，幽窗净几，荆溪壶及成窑宣窑瓷瓯十几件，都是绝品。他问是什么茶，老先生说是阆苑茶。他说别哄我，是阆苑茶的制作方法，可是味道却不像。老先生偷偷笑了，反问他是何茶。他说与罗　（山旁介）何其相似。老先生吐着舌头称奇。他又问是什么水。老先生说是惠泉水。他说别哄我，“惠水至此千里，岂有河之圭角，毫芒不动，生磊若是乎？”老先生说不敢再瞒先生，舍间取水，要等惠山夜深人静，把井淘干，再淘洗几次，黎明水流初满的时候装在大瓮里，还放上大石头，没风的时候船就不开，所以走那么远的路，水也没给逛荡熟了，所以与其他的泉水不同。说着又伸着舌叹奇。又去煮一壶茶请张岱尝。他说这是春茶，刚才是秋茶。老人说我讲究喝茶五十年，没有见过先生这样精于品鉴的，先生莫非山阴张宗子吗？张岱大笑，于是两个人就像有一辈子交情的好朋友那样。这位闵文水先生的茶、水、器、友、境若与妙玉相比，妙玉又成了她所笑的黛玉，你这么个人，竟是个大俗人了。

　　以我之浅见，凡与茶有关的诗和事莫不清雅。所以有人之于喝茶简直可以视为一种人生态度，或者人生境界。

　　近日见《新民晚报》有一篇徐秀棠先生的《陶铭》。说现知“最早的紫砂陶铭，是元明之际的隐士孙道明（号清隐）在紫砂罐上的五字草书：‘且吃茶，清隐’。意思虽然含蓄，却透露出无可奈何的人生感叹……”徐先生还举几个陶铭为例：“茶山之英，含土之精，饮其德者，心恬神宁”；“一杯清茗，可沁诗脾”；“吸甘泉，瀹芳茗，孔颜之乐在瓢饮”；“煮白石，泛绿云，一瓢细酌邀桐君”……。他说如此切茶切题的佳题妙句，与茶的温馨氤氲成浓郁的陶然境地，给人以精神物质的双重享受。

　　郑逸梅《艺林散话》有一则：“王莼农可终日不饮茶，但特赏茶之韵味，谓竹炉蟹眼，其声可听；旗枪净碧，其色可爱。”苏轼有诗“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蟹眼鱼眼乃用汤之法。蟹眼谓水初沸，泡大为鱼眼。如此品茶不在入口，在听沸水声辩茶碧色，更为一绝。我孤陋寡闻，不知王莼农何许人也。后来承一位年高德劭博物君子见告，王莼农即王蕴章，无锡人，前清举人。曾办正风文学院，后长期在上海为近现代编辑报人。总而言之，如此赏茶，可归于雅人一流吧。

　　我想，同样可品的东西不仅茶，还有酒。但是酒并非人人可喝。一位老先生曾对我说，夏曾佑先生到晚年，每天喝十五斤黄酒，却什么话也不说。因他曾说过，如此之世还有什么可读之书，还有什么可论之事。老先生不胜悲凉，如今我连酒都不能喝了。因为喝进去不舒服，只能喝茶。他招待我的茶之浓，茶叶泡得都从杯口中冒出来。老先生让我想起黄庭坚的诗，“中年畏病不举酒，孤负东来数百觞。唤客煎茶山店远，看人获稻午风凉”。喝不得酒了，只好退而求其次喝茶？

　　杨绛先生曾说，“记不得哪一位英国作家说过，‘文艺女神带着酒味’，‘茶只能产生散文’。而咱们中国诗，酒味茶香兼而有之，‘诗清只为饮茶多’。”可见认为茶与酒可以类比，又有不同，并非我之发明。但中国诗虽然茶香酒味兼而有之，却还是酒在诗国占压倒性地位。随便找一个能背几首诗的小孩子来试试，可背出与酒有关的诗肯定比与茶有关的诗多。

　　若论起性情来，酒要老，茶要新；酒是外向，茶是内敛；酒是激情，茶是安闲；酒是狂徒，茶是隐士；酒是流动的火，茶是静穆的云。

　　恕我不恭，以人来论，可举周氏兄弟。鲁迅性格近酒，周作人性格近茶。就像两位大文豪天生愿为我谬论佐证一样：鲁迅嗜酒，周作人嗜茶。

　　鲁迅先生非不谙茶道。他有一篇《喝茶》，说的是喝洋二角一两的好茶的感觉：同样的茶，因为茶具的不讲究，竟与粗茶无异。于是用盖碗。果然泡好之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但是也由此悟到，“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功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鲁迅先生从喝茶体会出“感觉的细腻和敏锐，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进化为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碍，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不久就要收梢。……喝过茶，望着秋天，我于是想，不识好茶，没有秋思，倒也罢了。”

　　而茶的人生态度在苦茶庵主周作人身上最为典型。周作人有言“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这百十字的茶论，不仅是说了喝茶的茶、水、器、友、境，还道出周作人的人生感喟，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苦茶庵主人喝茶，并不是孙道明式“且吃茶，清隐”，是有清而无隐，不把清推到极致成为隐。喝茶时尽可以清，却不必隐，喝茶之后尽可以为名为利做个俗人。

　　所以比较鲁迅与周作人的吃茶，鲁迅先生非不解品，喝好茶的敏感依然没有消褪，就像玩碑帖，印笺谱一样，比起现在某些自我标榜的国学大师来更能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只是觉得如果于生命进化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碍，那就不如没有也罢。

　　而周作人还有一首“打油诗”，诗曰：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

　　此诗写于他五十岁之时，写一种理想幻灭后的无奈和随遇而安。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那么这种清静、恬淡、苦涩、自嘲和与世无争就是渐入老境的这位五四时代文坛健将的心境写照吧。此后不久，抗战爆发，周作人以家累重为由不肯离开敌占的北平，终于落水附逆，此后他虽仍在苦茶庵吃他的苦茶，而此时之茶已经变味，终成苦酒，直到他以汉奸罪走进南京老虎桥监狱。他的这段经历使多少爱其文字的读者为之扼腕痛惜。如果他仅中寿，如果没有敌占，如果他肯去内地，那么这杯“苦茶”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滋味。“周公恐惧流言后，崐王莽谦恭下世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既是不幸，也是所幸，历史永远没有如果，不存在假设。

　　本来说消闲似的喝茶，竟说到这样沉重，真是自己也始料未及。而世上有多少事都是始料未及，不独说喝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