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

　　今天说读书其中有一含义是说看书。不必念出声音来。而过去似乎不是这样。《说文解字》释“读”字，就是“诵书也”。可见读的本义是念出声来的。而朗读更不用说是响亮地读出来。

　　明末东林党有一个很著名的对联，上联就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当然是重在声。《辞源》上释朗读之义有一条引文是李商隐的文章中的话：“又有默而视之，不暇朗读者；又有始朗读而中有失字坏句，不见本意者。”可见唐时的读书之意与我们现在默而视之有差别的。我们今天说读书，多半说的是看书，而很少读出声来。

　　中国的私塾制度不知是否该自孔老夫子的杏坛讲学开始算起，反正一定是相当久远了。我辈是无缘得见的，印象当然是来自书本，最深的有两个。一个是《红楼梦》中茗烟闹书房一节，一个是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昧书屋》。而“三昧书屋”更是把私塾如何念书写得简练而传神。孩子的性情不过是爱游戏，先生若不留心，就渐渐都溜到书屋后面的一个园里去“静悄悄没声音”地玩，等到被先生生气大叫人都哪儿去了，一个个溜回来读书－－

 

　　“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桔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　　　；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鲁迅先生还有一篇《五猖会》，说到七岁时盼望久矣去看五猖会，船也备好了，工人忙着搬船椅，饭菜，茶饮，点心盒子，但是父亲却突然让他背《鉴略》。家里从忙乱转成静肃，大家都默默地静候他读熟背出来。百静中，鲁迅则“听到自己急急诵读的声音在发着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最后是书是背出来了，大家都很高兴，唯独鲁迅已经败兴，几十年后什么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五猖会的热闹全不记得了，只记得背书。

　　由此可见过去所谓的读书，真是要放开喉咙读的。虽然在去看五猖会之前的背书，因为着急，恐惧等等原因，声音像“深秋的蟋蟀”了，但肯定是要读出声音来的。

　　就是《红楼梦》中茗烟闹书房一回，虽然写的是学童打架，但也可以看出私塾中读书都要读出声来的。贾政因宝玉不爱读书，大骂跟宝玉的奴才李贵“等我闲一闲，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长进的东西算帐”，吓得李贵跪下，摘了帽子磕头。“哥儿已经念到第三本《诗经》了，什么‘攸攸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这话说得不但清客相公们哄堂大笑，连一向不苟言笑的贾政（假正）都掌不住－－也就是绷不住笑起来。李贵显然是个不识字的奴才，非伴读一类，不知道这句当是“攸攸鹿鸣，食野之苹”。他能说出这话，说明他做奴才的确尽心，虽然不跟着宝玉读书，却是很认真地听哥儿读的什么书。

　　似乎我六十年代上小学的时候，我们上课读课文还是讲究朗读的。大家直着脖子用最大的音量来读出声来，不过并不讲究什么语调疾徐之类，就像士兵们唱歌，一点弯都不用拐，只要吼出最大音量就可。所以过去一提起学校，特别是小学校，总用琅琅读书声来形容。电影里的旧日学校也总是传出一阵阵的读书声，就是写文革时期的《孩子王》中，仍然有不同教室传出来的琅琅读书声。也许是现在不经过小学校了，总也听不到学校的琅琅读书声了，诚为憾事。

　　我总疑心朗读的方式大约有利于记忆。因为中国自古以来讲究的是背书，直到长大了也凑热闹跟着学英语，老师反复强调的是读出声音来，这样有利于记忆。可是好像已经失去读的能力了，人前总是怯于读。我想这是我无论如何学不好英语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近读《中华读书报》上有一篇《学习阅读》，是一位在国内高校毕业，学院圈子里混了不少年的作者报怨在美国选“当代美国诗歌”课才知道自己被国内的教育训练得已经不会阅读了。一次上课教授先让九个学生轮番朗读诗，就读一个半小时，再用两个小时自己讲自己的分析和体会。作者课后的作业怎么也写不出来。作者说以前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都不鼓励读原著，有一个同学背游国恩先生的文学史，而不是背诗经唐诗。

　　确实如此。记得从小学起，上语文课时就是什么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之意一通讲，完事。我们有这么古老阅读传统的文化，今天的莘莘学子们竟丧失了阅读的能力。我不止一次怀疑过，现代诗歌的不景气是否与我们不再朗读有关？古时的诗词曲都是可唱的，及至不再唱，也是琅琅上口的。记得上大学时，有位老师曾说我们这一代怕是不知什么叫吟诗了，他用家乡话为了我们吟了一首诗。全听不懂，我的感觉近乎于唱，又不同于唱。然而他那么投入吟的神情至今如在目前。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先生读书的神情－－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鲁迅先生闲闲的三笔两笔真正传神写意。

　　诗之有韵律可吟可读是世界通行的。朱自清先生写的《三家书店》是写伦敦的三家书店。其中一个是诗人赫洛德孟罗（Harold Monro）开的诗籍铺（ThePoetry Bookshop），这位诗人认为一般人也该念诗受用诗，所以在他的诗籍铺开读诗会。每周四晚上在一间小楼上。当时的著名诗人几乎都在这里读过自己的，或者自己喜欢的诗。朱自清先生去过两次，价格６便士，在当时算是很便宜。朱自清先生说读诗是一种才能，但也需要训练，认为英国人很注重这一点，训练的机会很多，所以诗人都能来一手。孟罗死于１９３２年３月１５日，朱自清先生第二天晚上到诗籍铺去，看到两个年青人与女收款员在说话，“说到诗，说到人生，都是哀悼孟罗的。话音很悲伤，却如清泉流泻，差不多句句像诗”。

　　俄罗斯著名女诗人安·阿赫玛托娃的散文作品中，常谈到俄罗斯的诗人们在文艺沙龙、晚会以及诗歌朗诵会上是怎样朗诵自己或者他人的诗歌的。高尔基在他那篇《谢尔盖·叶塞宁》中写他听叶塞宁这位天才的短命诗人朗颂自己诗时，“简直不能令人相信，这位个子小小的人具有那么巨大的精神力量，那么完美的表达能力”。高尔基对叶塞宁在此文中评论成了苏联文学史上对叶塞宁最著名的评论：“在他读完这些诗句之后，我不由得想到，谢尔盖·叶塞宁与其说是一个人，倒不如说是自然界特意为了表达无尽的‘田野的悲哀’、对一切生物的爱和恻隐之心（人－－比天下万物－－更配领受）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器官。”朗颂的效果是多么的惊人。

　　实际上不仅读是一种文学训练，它也未始不可看作一种情绪宣泄的途径。不过我是没出息那种的，要我一个人才敢朗读。特别是有时心情郁闷需要排解时，朗读几首诗词，或者就是一篇好文章，一肚子腌　气尽消。而这感觉好像也不独我有。大名鼎鼎的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十三岁时进一所中学，对他来说这所学校像修道院那么压抑。而他唯一排遣的方式是读书。“他只有在书本里才能找到摆脱这种阴暗现实的唯一途径。在学校宽敞的宿舍里，他高声朗读这些作品：《魔山》、《三个火枪手》、《巴黎圣母院》和《基督山伯爵》。”

　　当然朗读也同样需要训练，其实它本身就是训练。我曾听一位天主教的主教大人，有一副浑厚的男中音，不用说朗读，就是平常说话都让人觉得丹田气十足，猜想是长期布道的训练使然。上大学时听一位先生讲陶诗，印象极深。当时教室特大，讲台上放一个扩音器。先生把它推开，还起作用，先生就躲开讲台到一边讲去。那朗读起诗来对于听者真是享受。即使是音质不是上佳的人，经过训练一样可以达到一种境界。曾有一度因为工作与一位话剧演员打一点小交道，老实说这位演员的音色不美，但是他的确是受过良好的训练，听他的朗读好像让你觉得并没有经过耳朵，一个个音节直敲在你的心上。

　　“文革”之后有一度好像朗诵很时兴过，但不知为什么渐渐的都消声匿迹了。我不懂诗，更不了解诗坛是不是有朗读自己诗的传统。但是因为在作品中很少看到类似外国文艺沙龙中的读诗的活动。当然也不绝对，正在这样寻思的时候就在报上读到一篇王家新先生的《不仅是叶芝的爱尔兰》，其中说到他旅居英国时，有一次被邀在英格兰东北部的Newcastle 朗诵，朗诵结束，就有一位女士激情地说，王先生，今晚你在这儿朗颂，西穆斯·希内（１９９５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一大教堂朗颂。作者想说他不能与这位爱尔兰大诗人相提并论，而这位女士更热情了。“哦，不，你们的诗歌同样有力。”作者说他只有“感动”了。“我之感动是因为在今天，依然有人在以生命来倾听诗歌，而且诗人可以被请到像大教堂那样神圣的地方朗诵。”这篇文章足以证明我说中国诗人不再朗颂是不确的。然而却在英格兰。为什么呢？曾有那么光辉灿烂诗歌传统的是中国诗越来越不可读吗？思之让人不解，让人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