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与书生气

  书生旧指儒生,其实大约可泛指读书人。却又不是什么蒙童一类的小学生,总得是读到了某一阶段的读书人,而且好像就业之后,跟书有密切关系的,仍可称书生。当然这是我的理解。

  按说书生一词并无褒意,也无贬意。不过是指一类人,或者等于一种职业。而这种人却比较有特征。所以有书生气之说。好像从没听过说工人气,农民气,或者士兵气的。而书生气又是个什么呢?

  《西厢记》中张君瑞张生第一次见相国小姐崔莺莺惊为天人,欲通消息无由,可巧见到小姐的丫头红娘,赶着自报家门,姓名籍贯年龄,生辰日月,加上一句他认为最要紧的,并不曾娶妻。被红娘伶牙俐齿一通抢白。后来听到张生隔墙吟诗,红娘就同莺莺说,这声音便是那二十三岁不曾娶妻的那傻角。红娘称张生傻角,大约意即呆子。可是莺莺眼光听力显然跟红娘不同,听到隔墙吟诗却是好清新的诗。不知怎么我觉得在形容书生的贬词之中,傻角两字极传神。许多人爱嘲笑书生,包括书生自己。手无缚鸡之力,一旦离了书本,就显出万般无能。

  鲁迅先生十一二岁的时候,回外祖母家作客,大受小玩伴的优待,但是一同去放牛,牛却欺生,只敢远远地跟着,站着。这时候,小朋友们便不再原谅我会读秩秩斯干,却全都嘲笑起来了。

  朱寨先生写俞平伯老先生文革被勒令劳改,扫地。说他像是赶小鸡一样,拿着扫帚追赶飞飘的树叶纸片,怎么训斥,怎么示范也学不会。最后只好让他擦桌子。他特别认真。却不按着顺序,这儿一把,那儿一把,像画布上涂彩,抹布也不洗。经老先生擦过的桌子反而一道道污痕。

  其实若说起知识分子劳动改造,可能笑话不知有多少。不知有没有人专门收集过这类笑话。记得曾听北京大学下乡劳动的人说起一次大家收工,给一位老先生留下两把铁锹,一把水壶,别人先走。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等到天黑,于是有人不放心,去看看。一看老先生还在原地,跟那两把铁锹一把壶较劲呢。总是好容易这边挑上那把壶扛上肩,再千辛万苦地把那把锹放在另一肩上,于是这三件物事就打开了架,一步也走不得。接他的人把两把锹一挑那把壶放上肩就走,他才恍然大悟。

  并不是唯独中国的书生这样,英国随笔大家查尔斯兰姆有一位朋友叫乔代,这位朋友是一位心地善良、性格单纯的书呆子,眼睛极近视,性格马虎,经常走神。兰姆有一篇《友人落水遇救记》,说的就是这位朋友从他家里告辞出门后,他就没有向右拐上他来时走过的那条小路,竟然拿着手杖,在大白天正晌午,偏偏大步向前,一直走进了我们门前流过去的河水之中,立即消失得无踪无影。

  有时书生们自己比他人更敏感于自己百无一用的尬尴处境。

  汉代扬雄把文章称作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做太史,千古之下,不知多少人敬仰其才、学、识,而司马迁却说他们不过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所轻也。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的名作就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之句。以边塞诗著称的高适有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王维也有诗说岂学书生辈,窗前老一经。李白说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陆游则说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过剑门。聂绀弩先生也说,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尤然)一入老境,很容易领悟到此生虚度,自己真是不材,无用,即偶有成就,亦微不足道。

  好像读书人总有点迂阔,不切实务。古希腊的七大哲人之一塔勒斯只顾抬头观天象,却失足掉在井里,成为人们两千多年的笑柄。中国则有杞人忧天的故事,同样是嘲笑那些不切实际的求智慧者。虽则书生见风使舵、左右逢源的人也多得是,但往往并不被认为是典型的书生。如果一个人遇事不知转寰,总是要照自己认为对的去办,固执己见,不从流俗,碰得头破血流仍不回头,常被人说成书生气。所以这书生气有可爱一面,也有可笑可气的一面。

  俞平伯先生文革被斗,要他承认反动学术权威,他不肯。反复踢打折磨,最后承认反动,不肯承认权威,特诚恳地说我不是权威,我不够。被打得匐匍在地都不肯承认。据说抗战初期,几位清华的教授从长沙往昆明,途经镇南关,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照办。金岳霖先生说,只有冯友兰先生在考虑,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记得读书时,听一位北大历史系老先生的课,当时就诧异他的风度,这位老先生衣服扣子隔三差五,衣襟不仅边角油亮,光可鉴人,还看得见门面汤水沥沥拉拉。曾窃笑,这位老先生吃饭怕是该戴围嘴。后来听人说,他的夫人长期卧病,孩子也有病,而他自己除了学问,其他一窍不通,生活难以自理。就这样已经有一二十年,看了让人感慨万端。

  书生的本事在念书,做学问。有不少人一离开书的范畴真是和傻子相去不远。书生无疑是文明的产物,是知识的专门占有者,从这点说又是人类远不够文明的产物。理想的人虽有分工,可总应当是全面发展。正如那句名言所说: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然而人类有史以来,物质文明的生产和精神文明的生产虽然密切相关,但是直到人称后现代了,也还是有重大的分别。传统书生几乎不直接参与物质生产,等到正常的社会规则打乱时,农民、工人、商人等等可以不要哲学、文学、历史、艺术而照样生活,或者会觉得小有不便,略有欠缺?而从事这些行业的书生们却不能不吃饭。当书生不能循着正常的轨道在社会上得到他的那一份生活资料和一张书桌时,书生和书也就成了世界上最没用的人和物。可是自古以来,又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统治不靠劳心者不行,可劳心者某些时候又会是最高统治者的大忌,真是有他不行,没他也不行。于是书生总处于一种特别的地位,被一代代地刻意培养出来,而焚书坑儒或者文字狱之类的惨祸也是史不绝书。所以邓拓先生有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抛处血斑斑,而这句诗竟成他自己命运的谶语。

可人类的事情永远是这样充满悖论。庄子说: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此所谓今人爱说的,茶杯里永远不会起什么大风浪。有安逸的书斋,读书研究当然诚书生幸事,然而如果与世隔绝无血无泪,尤其是创作,是难有什么撼人心魄的大作品产生的。记得好像是茨威格的《巴尔扎克传》中说过,作家的不幸,是读者的大幸。也有人说时代不幸文人幸,或者诗穷而后工。更有某先生说,难道作学问不要血性?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到明末大学问家王夫之,曾参与抗清复明活动,船山(王夫之)知事不可为,遂不复出。当时清廷严令 (草头雉)发,不从者死。他誓死抵抗,转徙苗瑶山洞中,艰苦备尝。到处拾些破纸或烂帐簿之类,充著作稿纸。著书极多,二百年来几乎没有人知道。直至道光咸丰间邓湘皋显鹤才搜集起来,编成一张书目。同治间曾沅圃国荃才刻成船山遗书,共七十七种,二百五十卷。此外未刻及已佚的还不少。而今人顾准先生文革期间在那样的政治迫害之中,身患癌症,每天低烧,并且还在咳血,然而为了把对希腊史的研究继续下去,每天只带几个冷馒头上北京图书馆,一直到闭馆才回去,可是在他给弟弟的信中却说仿佛又回到30年代流亡到北京后的生活,因而感到那样高兴。能有书可读,可以偷偷做自己的研究就足以使一个书生感到那样高兴了。虽然近年出版的《顾准文集》,是不能视作他最终研究成果的。其中只收录了他从未想到过出版的笔记和与弟弟的通信。然而在差不多二十年之后,各种新思想新观念纷至沓来之时,仍然以其思想的深刻和对信念理想的执着而惊世骇俗。这实在又是书生气令人可敬可佩的另一面。

  有一位我敬重的老先生,是一位书生气十足的人,我曾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他比一位书生气十足的老先生还书生气。他回信说:你说到某先生对目前之事已书生气十足,而我的书生气比某先生还足,真是一针见血之语。茫茫尘海,我胡为至此耶?又不胜悲凉寥落之感了。不过命途多舛已定下来了,那就只有拼着老命走知识分子没法解脱的应走之路了。读此信,我确实也有不胜悲凉寥落之感,不知将来如何,也许现在这还真是书生命中注定要走的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