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孔子

  说不清第一次听孔夫子的名字是什么时候了。反正在我出生前,早已经不再是大成至圣先师,端坐云头,闻下界祭祀的香烟,吃配享的冷猪肉了。现在搜索记忆,一点也想不起,小时候有什么有关孔夫子的记忆。恍惚有一次,听长辈们说起,在中华书局标点二十四史的一群老先生去孔庙游览,有人对孔夫子牌位行起跪叩之礼来。回来大约是狠挨一顿批吧。长辈们早不敬孔夫子了,但对老先生们似乎有点为贤者讳吧,批评也很宽厚,都说真是糟糕真是糟糕,怎么会这样呢?

  接着便是史无前例的文革了,走马灯一样的揭批什么人,当时就觉得奇怪怎么每一拨人,不论两个三个四个五个都能凑得合辙押韵似的,听上去一点都不拗口,甚至都闪过一丝糊涂想头:是不是因为姓氏排得顺口就一块揪出来呢?所揪之人也都是当代的大人物。直到有一天,林彪事件出来,孔老先生才登台。批林批孔批周公。还是觉得挺合辙押韵,极富有节奏感。

  所以生平知道的第一句子曰是克己复礼,这要复的礼是周礼。不过我到今天也没太弄明白,孔老夫子跟林彪有什么关系。好像有一说,是要批所谓的周公,大约林彪跟周公关系还远,得利用孔老先生在中间搭桥。我还是存疑。当时谁跟谁好像都不需要任何过渡就都可以有关系。譬如上批刘少奇,下挂自己之类。想把林彪跟周公挂上,似乎不用孔夫子作中介好像也没什么不行。

  直到文革后上了大学,有一门选修课是论语专书。我确实有志于弄清楚对中国有二千年思想影响的这样一部书是什么内容,于是非常踊跃地去听课。听了之后,后悔不迭。原来并不知道这门课是讲《论语》的考据学的。从文化程度讲,我几乎是从小学就蹦到大学了。中等教育基本没受过。所以对考据校勘这样的学问根本就不能理解。

  于是什么郑玄注,孔颖达疏之类,朱熹怎么说,陆九渊怎么说,王念孙怎么说,王引之怎么说,大约还有近人章太炎怎么说,杨树达怎么说,今人杨伯峻怎么说。一点也听不懂,孔老先生一句话本来好像还可以懂,等八百六十个人解释完了,就更不明白了。譬如学而时习之,原来没觉得特别难解,可是说习本义是鸟羽,怎么七拐八拐才拐到练习的习上来。真像《新儿女英雄传》里的那个笑话。有人下棋,一个人支招,以一杆长枪打哑谜,让人下马,下棋者茫然不解。支招者不惮烦地引申,下棋者低头想半天,最后叹道明白可明白了,我宁可输了都使得,实在不能跟着你绕这这大弯。

  选修课是人越来越少。而我生性不够果决,总想听几次看能不能听出个究竟。谁知再想退步抽身为之晚矣。曾有一位武林高手介绍他的轻功能够在空笸箩的边上行走(名字是万籁什么,但又似乎不是画动画的万氏三兄弟之一,书中有走笸箩的照片,但是侧面的照片,可看见在笸箩沿上作行走状,却看不见笸箩里面)。而看他介绍练法是先在笸箩中多多放上石子,练得可以行走,并不很难,以后就往外捡石子,当然是越捡到后面越难,直至捡空。我想逃这门课就有如这捡到后来的石子,越来越难。已经每少一个都恨不能显眼地能空出五分之一四分之一教室来。老师的脸色也日渐难看。只好咬牙坚持。但又实在听不下去。经常郑玄,王引之们一上场,就像孙大圣在瑶台放出磕睡虫,我就困得睁不开眼睛,只好手托下巴假作低头沉思状或者点头称是状。这课已经记不清上了多久了,大约有一个学期吧。几乎是每课必睡,我想老师一定气得够呛,但也不忍心把我这个每课必到的瞌睡虫赶出去吧。于是孔子到底说了什么,每一代大儒是如何我注孔子的,上完论语专书这门课,我竟毫无所得。也有一点所得,知道鼎鼎大名的王念孙是王引之的父亲,而杨伯峻先生是杨树达先生之侄,好像这样的学问有时有些家族传统的,不过我怀疑在听过这门课的学生中,就得这么点心得,我也够得上史无前例了。

  那时总疑心考据学有什么用,二千年都打不完的考据仗,宋儒不服汉儒,清儒不服宋儒。依然是你注你的,我注我的。及至后来才知道考据有时候在某种意义上说有一语破的之妙的。譬如什么是经,过去的腐儒们是给抬到吓人的高度的,是万古不变的经典,是天人感应的至理。但是曹聚仁先生说:我们该接受章太炎先生的说法,经不过是编丝缀属之称,也就是把竹简连缀起来的线。章太炎先生又举了许多例证,兵书可以称经,法律可以称经,教令可以称经,历史可以称经,地方志可以称经,诸子可以称经,六经以外的群书都可以称经。所以依章太炎先生的主张,是一切书籍都可以称经,这对于尊孔读经的腐儒们是最有力的讽刺。

  曹聚仁先生说:提倡尊孔读经的腐蚀(疑为误排,似当为儒--引者注)们,爱说通经致用,有人还说半部《论语》治天下,究竟通经有什么用处呢?顾颉刚氏说得好:我们可以干脆回答一句--没有用处。因为《诗经》里的诗已经不能唱了;《易经》里的占卜,也是我们所不能相信的;《礼经》和《礼记》中,许多琐碎的礼节,我们看了也头痛;《春秋》中的褒贬予夺,完全为着维持统治阶级的尊严,跟现代的伦理,也是南辕北辙,毫不相干;《尚书》里所记的话,动不动就叫着上帝和祖先,能使我们用理性来相信吗?那些东西,实在只有一种无用的用处--就是它的史料价值。

  顾颉刚先生的学问我当然不懂,只知道学问很大,对这无用之用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但是也不全信服。因为像关关 鸠,在河之洲之类的诗,虽然照腐儒的说法是什么后妃之德是很可笑,但是作为诗来欣赏,也还不坏。就更不用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什么的,写得多美。

  胡适先生是爱评人作文通不通的,而且持论甚严。说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只有欧阳修和苏轼两人是作通的。又说他们不知道《论语》、《孟子》都是当时的活的语言,活的语言是有文法的。到了后代,时代不同了,语言不同了,还要写古代的语言,自然写不好了;又不通文法,所以写了许多不通的东西了。所以至少可以说孔子是从不故作艰深的。《论语》是他的门徒记载下他的言行的一部书,平常怎么说,就怎么记录,不管孔夫子怎么崇拜先圣先贤,尧舜的话就算没法发掘出来,《尚书》总还在,他可并不用那样的语言来表现复古和高人一等。所以比起有的近人,今人还用已经早已死亡的文言作文真是强远了。当然以我辈水平,看还看不懂呢,不能如胡适一样论通不通。但是从五四以来确立了白话文地位以来,极少不用白话文而故作高深的了。有一位老先生曾说汤用彤先生不用白话文,因为他不能用(恍惚在什么地方看到说汤用彤先生也用白话文写过)。但有的学者白话文极精采,却偏写佶屈聱牙的文言,是惟恐年青人看得懂,还是惟恐怕有人不懂假充知音,先在阅读上设了马奇顿防线?可能若是我等俗人能看得懂,也就是有损其雅了。还真不如孔老夫子的有教无类。当然后世孔夫子给抬到吓人的高度了,其实他并不是什么雅人。所以自己说少贱,故多能鄙事。

  不断听到有人说要把两千多年以来后人附会到孔子身上的伪装剥下去,就如孔老先生也是一件青铜器,经各朝各代的锈蚀已经面目全非了。这我完全相信,后世加到孔夫子身上的东西肯定不少。但是打磨光亮的青铜器该是真孔子了吧,也仍然是件青铜器。不知为什么,我知道青铜器是中国古代艺术瑰宝之一种。可就是不喜欢那玩艺。觉得青铜器都是那种僵硬、冰冷、匠气、拒人千里之外、封建气十足的东西。所以鲁迅先生说孔夫子不过是中国权势者们的敲门砖。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所以好像是曹聚仁先生说的,现代以来提倡尊孔读经的不外乎袁世凯、孙传芳、陈济棠,以及不识字却印十三经的张宗昌。据说去台之后的陈立夫也写了一本《四书会通》。在先秦时代与儒家可以抗衡的墨家以后再成不了气候,因为他提倡非攻、兼爱,哪个统治者需要兼爱,需要非攻,哪个想到皇帝老儿那里去谋个饭碗的人会拿它作敲门砖,那才真是昏了头的书呆呢。有时觉得墨子学说,仿佛磁器,温婉如玉,充满人性的光辉,却不坚牢,一敲笃定要碎的。所以至今也不听人说要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因为它不是青铜器,哪里会生那许多青铜之锈。

  真是三十年风流水转,于今振兴国学新儒学呼声又是满耳。孔夫子又要做谁的敲开幸福之门的敲门砖了呢?

  梁启超先生二十年代初在《欧游心影录》中曾说过: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了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我当初初听见这种话,还当他是有心奚落我,后来到处听惯了,才知道他们有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多数人的心理的一斑了。这是本世纪早期多数欧洲人心理的一斑叫人也不敢相信,劳那位美国人引领东望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可以告诉他,也许最后的胜利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因为在西方有大名鼎鼎的汤因比,在咱们中国更有不少国学大师级的预言家说下个世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纪,虽然能否实现并没人能写包票。如果换一种思维方式的话,这位美国人和一些西方人在西洋文明正横扫世界时已经看到了它的夕阳西下,而我们却指望已经没落的孔老夫子明天又朝霞满天。

  有时候觉得人生真是无往不在悖论之中。曹聚仁先生晚年着力写作,介绍传统文化,仿佛最想说的只有一句话,希望有点头脑的父兄救救自己的孩子,莫让孩子们再读古书了。这仍是鲁迅先生等五四先驱救救孩子们的回响。但是你真的不读就不知道它怎么没用。看看鲁迅先生曹聚仁先生们的经历,真是不读不知道,一读就后悔。后悔就劝人别读,别人就不肯相信。于是又读,又读又悔,怕要以至无穷了。

  平心而论,打去铜锈光可鉴人的孔夫子也未尝没有许多可爱之处,而我却有一个最充分的理由不喜欢孔夫子。他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好像男子是分为小人君子的,女子一律等于准小人。但是如果跟时至今日还歧视妇女的大男子们来比,孔夫子又可以原谅,到底生活在两千多年前,本是一件青铜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