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独上西楼

　　张承志有一篇《为了暮年》，怀念他的导师元史专家翁独健先生。说他曾向一些极著名的日本教授谈到翁先生是他的导师。他们的问话使他终生难忘，“哦，是吗？我怎么不知道您的导师，他有什么著作？”尽管张承志“觉得自尊心受了重重的伤害。著作，著作就是一切”，但是他仍不能理解。“翁先生在暮年下决心不著述，这于我是个深奥的谜。我因为不能悟透这个谜，所以总觉得作品重于一切。”

　　于是又想起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所说的有关邵循正先生的轶闻。曾听人说，得邓先生称赞是极难的。而他对邵循正先生极为赞赏。说元史标点最难，一大串是人名地名不知道，是一个人名两个人名三个人名不知道。说邵循正先生是伯希和的得意门生。曾从伯希和学对音的方法并以此搞元史标点，是第一流的水准。陈垣先生去世时，军宣队通知上面（军宣队也未说“上面”是谁）点名让邓广铭、邵循正明天带着挽联去参加追悼会。邓先生说带着挽联谈何容易。邵循正也不说话，到晚上九点多挽联就有了。上联是“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崇今用”，下联是“校勘成绝学不为乾嘉作殿军”。邓先生对“校勘成绝学”有微词，邵循正先生略一沉吟就改作“校勘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邓先生叹为才子。说邵循正人是绝顶聪明，学问也好，可惜一生没什么著作。

　　若以这两个例子来说，著作并不绝对代表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了。但以常人的标准来说，总得有什么证明他真有水平。人类到了文明时代是靠语言文字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学问，当然也包括名声的。不立文字，他的思想学问靠什么传播呢，不是早晚会“尔曹身与名俱灭”吗？可为什么有的学者那么惜墨如金呢？

　　也许有人竟出于“懒”吧。有时见有的人文字见识都不坏，但是却从不写，或者很少写。细考一下，有的出生就在文化圈子里，或者家境优裕，人也绝顶聪明，但要他胼手胝足地开出一条路来，“苦”就有些吃不了。这样的人易懒。也容易看轻功名。的确有一位人品学问都极佳，且一肚子文坛掌故、政界风云的老先生跟我说，他不写的缘故是因为“懒”，然而我并不真信。

　　若说这样的人很懒，但是那求学不苦吗？否则大家公认的学问哪里来呢？或者是他们做事凭兴趣，读书兴趣所在，其乐无穷，并不觉其苦。而写作呢，兴趣不大，所以就视为苦事而不愿做，也未可知。

　　在现代科学史上，有一位著名的犹太物理学家埃伦菲斯特，他是现代物理学界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他激发了许多物理学家创造性的思维。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普朗克等都喜欢与他讨论重大的科学问题。但是他对自己的创造才能持极严厉的批判态度，于是许多天才的火花都被他对自己的苛求而扼杀了。若如此说，也许有人是自视甚高，不到完美境界不肯示人吧。但是世上何曾有人生下来就完美，又何曾真有过完美？于是他们是被自己完美的期望扼杀了吧。

　　钱钟书先生曾说：“生前养不活自己的大作家，到了死后偏有一大批人靠他生活，譬如写回忆怀念文字的亲戚和朋友，写研究论文的批评家和学者。”可能有人看透世态炎凉，曹雪芹“举家食粥酒常赊”，梵高生前只卖出一幅画，作曲家舒伯特穷困潦倒，而今靠他们生活的人有多少？何止大作家们，就是二流三流末流的作家我们都在吃。是智者勘破世情免得后人把自己当午餐，付房租，换时装？但是看透了这一点的钱钟书先生也仍然在写。而且吃哪一位也并不非等到身后，现在不就有“钱学”。于是每个有价值的文人都是这食物链中的一环，钱钟书先生免不了要吃前辈，而他自己也免不了被今人后人吃。

　　何况事情还需换一个角度看。曹雪芹绳床瓦灶，到红学家可能也不过就是粗茶淡饭，若造红楼菜或者大观园酒者怕就不见得会抱怨“出无车食无鱼”了，好像太不公平。但是试想曹雪芹若今天还没有知音岂不更惨。一个人生前凄凉，死后突然出现无数的知已的确是让人没法接受。可殊不知，如果现在没人靠他生活更是不幸。因为干脆被后人认为排泄物糟粕一般了，吃进去非但没养分还要做呕了。真正的智者会狭隘到怕被别人吃吗？

　　似乎最大的可能是看透世事，觉得无言可说。老子说“言者不知（智），知（智）者不言”，还说“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智若愚”；庄子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至言去言，至为去为”；孔子说：“予欲无言”。禅宗说“世祖拈花，迦叶微笑”；辛弃疾说“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鲁迅先生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民间的俗语也说，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西方有谚语说，雄辩是银，沉默是金。可见凡事到了极处原来都是无言。但是如果老子言者不智，智者不言的说法成立，那么他自己就不是个智者，而且就是庄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等等，我们认为第一流的智者可能至多是人类中大智大慧的亚流。

　　然而又如何证实第一流的智者都是无言呢？他要拿出作品，哪怕像孔子之于《论语》或者苏格拉底之于柏拉图的对话集那样，不是自己写的，而是门人辑录的，但也是已经露相，已经言了，算不得第一流的智者了。孔夫子在说了“予欲无言”之后，他的学生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焉？”朱熹评子贡“钝汉”。我倒觉得子贡直率得可爱，您什么都不说，我们吃什么呢？而李贽对孔夫子的这句话有一评点绝妙：“到底说了许多”。这声称想什么不说的人，也到底说了许多。因为如果真的没有著述，谁又能证明他不同所有不著述的凡夫俗子一样呢？

　　记得八十年代初吧，看过一次抽象画展，那是我第一次看这样的画展。简直不知画的是什么，有的就是乱七八糟的颜料乱七八糟厚厚地涂上去，有的是几种颜色均匀地涂成几个长长的色带。看了之后的感想是觉得自己跟这些画家的差别就是他敢把这叫绘画，而我不敢。一个同学跟我说，怎么也得在边上放一幅具象的画，让我们知道他真会画呀！否则怎么证实这种画法真有意义不是开观众的玩笑。当时我也颇有同感。毕加索的抽象至少有早期具象的扎实功底为证。像我这类“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赏画者，就是由此知道毕加索真是会画画的。

　　刚刚到手的九五年第七期的《读书》有一篇舒芜先生的《让伐木者醒来》，他说作家荒芜纯用白描就足以划时代，却并非因为健康或被迫等原因遽然搁笔，看了令人心悸。他有作品证明他能写得非常出色，却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一反初衷地保持沉默。为什么呢？

　　荒芜１９５８年９月到１９５９年３月，以右派的身份在黑龙江东陲完达山原始森林中伐木记下约十万字的日记。“文革”被抄走，“文革”后意外复得，根据日记整理成一篇篇的《伐木日记》。但是只有十篇就中断了。舒芜说这是血写的。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荒芜不过七个月就记下了十万字的日记，还有计划每天找一个难友聊天，聊他的家庭、事业、理想和苦恼。这些其实都是为了将来的作品储积素材。他还鼓励一位难友说“只有我们身历其境的人才有资格和责任写。而且只要我们老老实实照样写下来，不必加添一枝一叶，它就会，也一定会成为震撼千千万万人心的划时代作品。”舒芜说，“荒芜这是在对历史对生命作出了豪迈的诺言，他写出了《伐木日记》，就是履行了他的诺言。他动手写《伐木日记》，是在比‘反右’更大规模的‘文革’大苦难之后，表明了他的历劫不磨的决心。可是为什么他只写出了十篇，没有再写下去呢？我曾几次问他，都没有得到完满的答复。”但是舒芜真的一点不知道为什么吗？他说“荒芜最后几年，干脆陷入无欲望无兴趣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写的境地。朋友们都不知道他这样的确切原因，大家为他着急，一点办法也没有。天下事本来复杂，家国万端，本来说不清楚。现在又是天人永隔，同在北京的朋友得到他的噩耗时竟已在遗体火化之后，遗言有‘但求安静’之语。”

　　既非老病，这陷于无欲望无兴趣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写的境地是为了什么呢？平常我最怕国人“惊天地泣鬼神”式的哭丧，觉得像程式化的表演。我以为最大的悲哀其实都是默默的流泪，或者干脆连眼泪都无。所以汉姆莱特一看见莱阿替斯为妹妹俄菲利亚抢天哭地地哭丧就受不了，要忍不住嘲讽两句。哀莫大于心死，真正心死大约就是无欲望无兴趣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写吧。实在有人不懂，一对夫妻吵得热火朝天，这是还没到彻底过不下去，至少对对方还不到没话可说。真到“无言独上西楼”才是彻底绝望，或者只有“无言”，连“西楼”都不上。

　　但是人类之所以创造语言是为了交流，之所以创立文字是为了超越时空地交流。我对不立文字的智者虽然非常崇敬，但总有点不敢苟同。孔夫子有言：“可与言而不与之言，是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是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圣人的标准就是自己也未必达得到，但是假定任何人都是“不可与言”的确不仅是失人，荒芜即便继续写出《伐木日记》也不见得世上永远不会再发生那样的悲剧，但是总会有更多的人了解这样的悲剧和企图避免这样的悲剧吧。

　　然而聂绀弩先生有一句诗“哀莫大于心不死”，如果一个人到了任何常人都势必已经心死的境地，情知说什么也白说，但还不能无言，其哀如何？真是“天下事本来复杂，家国万端，本来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