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

　　一次出差，途经雷州半岛的一个华侨农场。那真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更兼主人热情，非但设酒杀鸡具食，连本地的土产鱿鱼苦瓜也弄上两碗。记得那苦瓜，是生平吃过最好吃的一次。于是同行的一位老先生油然而起归隐之意，说这里养老多好啊。另一位老先生则说：那怎么当初让你下放，你还不愿意去呢？

    这话说过已经将近有十年了，而差不多二十年前，有一位曾在北京远郊山区插队的朋友总是同我们说，那里的山景色美得绝对是人间仙境，那里的贴饼子如何好吃，猴腿（一种蘑菇）如何肉肉头头，奇花异草全叫不上名字别处也从未见过。山里人都长得如何漂亮，如何朴实淳厚。有句山里的俗语：高山出俊鸟，平原出兔子。每当她说起她的山乡时，眼里柔情似水，脸上发出光来，嘴角上积起白沫。而我总是要问她，这么好，你回到北京城里来干什么？她说她有自己要做的事情，等她的事情做完，她就会回去的。我也许当时还太年轻，一点也不相信她会回去。虽然到现在也不见她有回去的意思，而且以为生活若真的这样平平常常继续下去，她大约永远也不见得会回去。可是今天我倒相信了她当年诉说回去的真诚。

　　所以以后每逢有人向往田园居时，就会时不时会想起这两件事来。同时也不免觉得这在中国读书人中就像有一种遗传基因似的，潜意识里都想隐。

　　孔老夫子，依亚圣孟子的说法，是圣之时也，照鲁迅先生的今译就是摩登圣人，孟子说这位摩登圣人是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那么说应该是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人。但是在让弟子们各言其志时，那些志向远大，他并不见表示赞同。唯独曾皙的志向“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他听了表示赞赏，说“吾与点也”（有一位老先生说曾见农村大老粗译此为“二月过，三月三，穿上新缝大布衫。大的大，小的小，一同到南河洗个澡。洗罢澡，乘晚凉，回来唱个《山坡羊》”，以为是神译。不过愚以为原文之美似乎丧失殆尽）。有人说，他此时已经知道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了，从他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来看是有这种可能的。

　　所以在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心底都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独善其身其实不外乎隐的。因为现实不允许你既不仕，又不隐。苏轼曾有一文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苏轼是思想非常通脱的人，而别有用心的人就此指责苏轼说“天下之人仕与不仕不敢忘其君，而独苏轼有必不仕则忘其君之意，是废为臣之道尔”。这简直有点像天主教的原罪了，你生下来就是臣民，就得尽忠，就是隐也是臣仆，敢说忘其君？根本不承认你具有独立的人格。所以到极端的时候连选择仕与隐的权利都没有。

　　陆游《老学庵笔记》中有一则：“今人称贱丈夫曰汉子，盖始于五胡乱华时。北齐魏恺自散骑常侍迁青州长史。固辞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就！”敢与官不就，简直是不识抬举。一到王朝更替，问题就更严重。清初，许多明遗民不肯腼颜事新朝，自杀、出家、归隐、流亡海外是这些人可能的选择。明末清初阳明学派讲学三大师之一的李　（禺加页），康熙初年，被荐“山林隐逸”，力辞得免，后又被征“博学鸿儒”，地方官强迫他起行，绝食六天，最后要拔刀自刎，才算饶他。从此把门反锁，连弟子都不见。差不多同时的大诗人吴伟业，据说“性至孝，生际鼎革，有亲在，不能不依违顾恋，俯仰身世，每自伤也”。他后来一直为自己被迫仕清三年深为自责，临终遗言，敛以僧装，题诗人吴梅村之墓。这恐怕是他以此来表示对明王朝的愧疚，对清王朝唯一可做的一点点反抗。由此看来，有时竟不是仕与隐的选择，而是生与死的选择了。

　　所以在并非改朝换代的时期，真像唐代王维那样，出于性情恬淡，还没有在政治上遭受多大打击，就有意归隐的，毕竟很少。像陶渊明那样，厌恶官场龌龊，耻与为伍的还是较为典型的。但是他也并不忘世事。鲁迅先生就不同意把他称之为田园诗人。说他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并不那么平和。因为他不静穆，所以伟大。这恐怕也是独具只眼的人才能从大家都读的诗中体会出别人读不出的意味。宋代辛弃疾早就说“渊明诗喜咏荆轲，想停行云发浩歌”，也不把他往隐逸的方面看。所以辛弃疾自己虽然说“却将万卷平戎册，换得东家种树书”，这也不是归隐，而是牢骚。

　　问题是古时的知识分子只被给出两条路，仕或者隐。无论唐时奸相李林甫的“野无遗贤”也罢，宋太宗的“天下英雄尽入我毂中”也罢，说到底一个人在这种制度是处于依附关系，没有人身自由的。若想稍有些活动余地，只有隐之一途。鲁迅先生所引左偃“谋身谋隐两无成”，不正说明这是“唯二”的选择。如果现代开明的社会，即使不那么开明的社会，也相对有了一些选择的余地。譬如后来成为自由职业者的鲁迅先生，既不能归之于隐，又不能归之于官的。“隐士”要对现实保持最大的距离，“官”要对当局保持最大的一致。在不能与当局保持一致时，就会出现与教育总长章士钊这样的矛盾。最终鲁迅先生还是走上自由职业者的道路，与现实保持最近的距离，与当局保持最远的距离。这是只有在知识分子解除人身依附之后才成为可能的，尽管鲁迅先生当时的处境尽人皆知有多艰难。

　　如果现实有既不隐也不官的可能的话，隐也就不会成为一种逃避的方式了。

　　但是，就像文前所说想归隐不想下放的老先生和想回“乡”终未回去的朋友，都没有什么不可理解，因为田园居确有吸引人处，只是没法满足他生活的全部需要。鲁迅先生的小说《风波》中写看到乡村表面上平静的生活，“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芭蕉扇闲谈，孩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乌桕树下赌玩石子。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冒烟。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文豪见了，大发诗兴，说‘无思无虑，这真是田家乐呵！’”文豪自然不知道田家的苦的，而曾经下放的老先生和插过队的朋友，是知道田家有何乐，有何苦的。但假若回去的危险并不在眼前，而且时空距离远了，就往往会把苦或者小乐用自己的想像描绘成大乐了，其实也是知识分子的可悲之处。真正有权有钱者可以山青水秀处弄个别墅，外带花园乃至菜园的。既有田园居的乐趣，要回红尘万丈的都市也不过车程或者飞机一两点钟，那真是谋身谋隐两有成了。

　　也是许多年前，一个同学出差去湘西，回来大叹风景绝佳，真正的世外桃源。说他到一个乡里问一个乡民，“你们支书呢？”“什么支书？”“你们头儿呢？”“什么头儿？”“你们领导呢？”“什么领导？哦，你说我们保长啊！”真个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然而他的结论是，世外桃源太苦，还是在混浊人世上混吧。看来归隐梦也并不难破，假设你把那赞田家乐的文豪真的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