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应叹惜

　　好像是梁遇春曾说，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只有那些妓女才有可能懂得爱情，大家闺秀们不可能。我想这就像《红楼梦》中贾母所说的，“开口都是乡绅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绝代佳人’，－－只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他的‘终身大事’来”，这里贾母是站在封建正统立场上说这番话，不过这“只见了一个清俊男人”的话，却非常精辟，实在大家闺秀除了至亲，难能见到什么清俊男人。贾母的议论简直可比现代心理分析。她说有一等妒人家富贵的，或者有求不遂心，再有一等人，他自己看了这些书，看邪了，想着得一个佳人才好，所以编出来取乐。贾母还有高论说：“既说是世宦书香大家子小姐，又知礼读书，连夫人都知书识礼的，就是告老还家，自然奶妈丫头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么这些书上，凡有这样的事，就只小姐和紧跟的一个丫头知道？你们想想，那些人都是管做什么的？”

　　所以曹雪芹是有这样的家世经历的，他也写林黛玉这样大家闺秀的恋爱，但决不会是什么“凤求鸾”一类的陈腐套。白居易《长恨歌》中写唐明皇退位之后，思念杨贵妃，宋人邵博《闻见后录》中评论说“白乐天长恨歌有夕殿萤飞思悄然，孤挑尽未成眠之句，宁有兴庆宫中，夜不烧蜡油，明皇帝自挑灯烛者乎？书生之见可笑耳。”陈寅恪先生说“考乐天之作长恨歌在其任翰林学士以前，宫禁夜间情状，自有所未悉，固不必为之讳辨”。不但未做翰林学士前，就是做了翰林学士之后，作诗写宫禁之中，还是点灯，陈寅恪先生怀疑，这是因为文学侍从之臣止宿之室，可能还是比较简朴。

　　按说文学作品似乎不应这样苛求，我从来不知道古时候富贵人家点蜡烛，不点油灯，也就不妨碍欣赏白居易《长恨歌》诗中写明皇帝孤寂难眠的心情。但是那些大家闺秀私订终身后花园，或者墙头马上定情私奔的故事实在使我们太小看了礼教对人，特别是对上层青年妇女的束缚。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有词“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杳，多情却被无情恼”，从“多情却被无情恼”看，这佳人想是在墙头上向外笑的，而行人无反应各自走路，故多情才会恼。白居易有诗《井底引银瓶》，写一位跟情人“私奔”的女子“知在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门无去处”的悲惨结局。她是如何认识这位情人的呢，“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且不说林黛玉这样内向性格的大家闺秀不可能爬上墙头，就是史湘云那样外向性格也不可能爬到墙头上去，更别说跟着什么人跑了。

　　大户人家的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竹篱茅舍自甘心”，“采菊东篱下”，“隔篱呼取尽余杯”之类，中间都是一个未说出却明摆着的字，就是“贫”，甚至是赤贫。就是小户人家也还会“黄土围墙茅盖屋”。苏东坡笔下佳人与白居易笔下的这位佳人绝对不是大户人家，这从墙的规格就可以看得出来。

　　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对后代影响极大。从它改编的就有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元稹笔下莺莺是出身豪门，到董西厢、王西厢干脆说她是前相国之女。然而陈寅恪先生有《读莺莺传》一文，说《会真记》的“会真”两字实际等于“遇仙”，而六朝至唐，“仙（女性）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倡伎者”。所以莺莺必是出自寒门，甚至暗示她的身份可能是倡伎之类。故此，元稹这样的薄悻小人才可能始乱终弃，却不受社会舆论的谴责，而且如果莺莺像他后来的元配夫人一样出身高贵，他就不会抛弃她了。

　　明代小说中有一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其中那个婆子设计为人勾引蒋兴哥的妻子下了半年的工夫，而《水浒传》中王婆为西门庆设计勾引潘金莲，虽比不上前者，看她花的心思也不小。要知道一个从小就被“非礼勿视”之类教育的女子要冲破这种藩篱不知有多难。这就是曹雪芹的伟大，他刻画的人物入情入理。林黛玉得到贾宝玉让晴雯送来的两块旧绢子，就已经觉得“私相传递，又觉可惧”了。她在这两绢子上题诗，竟然“也想不起嫌疑避讳等事”，于此可见，莺莺的确不可能是一个相国之女。虽然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观念之下，无论探春还是迎春们都会连面都不见，就被放在婚床上，甚至元春做了皇帝的小老婆，全家都觉得皇恩浩荡，但是传统社会中，一个知书达礼的佳人，怎么也不会有现代美国好莱坞电影的模式，只见一面就“自荐枕席”。

　　曹聚仁先生说，唐宋两代的娼妓乃是和官僚、士大夫生活不可分的艺术装饰品。他说从唐代写娼妓最著名的孙　（上户文下木）的《北里志》来看，这些教坊女子“能歌善舞，善交际会谈吐，衡量人物，左右文风；那些新入文坛的后进，靠她们来吹嘘、提携，她们终日周旋于达官贵人之间。颇像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的沙龙夫人，日本的艺妓。但她们不是贵族妇女，只是属于下层的贱民阶层，也就是后世商业社会的妓女，她们非有钱赎身，便没有所谓的‘自由’，终身也不能嫁士人为正妻。她们表面上生活得十分舒适，实际上她们仍和奴婢相等。

　　然而中国传统社会中有许多矛盾之处，男人要女人守节，可自己却要放荡。光有男人又放荡不起来。于是有娼妓，有小老婆，对于许多人来说，却没有冒险的乐趣。有一说法“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社会又有娱乐的需要，而爱情又是“永恒的主题”，明媒正娶固然符合传统道德，可是却太缺乏戏剧冲突。试想一大家闺秀，明媒正娶，嫁给一个状元，事事顺遂。这故事干脆没人要看。贾母虽说才子佳人故事是“诌掉下巴　（月旁客字）子”的俗套，女孩子们不能听，可她自己闷了还是要听的。而且这些王侯之家，这样的书不准看，戏却是可以听的。《红楼梦》中不少地方提到《牡丹亭》、《西厢记》这两出戏，而书却一直被目为淫书，其中的缘故我至今不懂。

　　于是娼妓文学始终是文学中的一大类，诚如梁遇春先生所说，只有她们才真懂得爱情，因为她们的见闻比起大家闺秀们来说，可广得多。所以霍小玉、李娃、杜十娘，以至于李香君、柳如是的形象都非常感人。但是在那样的险恶的环境下，她们却很难有幸福可言。明代话本小说《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莘瑶琴自己赎身嫁给真正爱她的卖油郎，实在是极清醒，也实在是最幸福的结局了。

　　当然就是贵族妇女如黛玉、宝钗、元春、迎春、探春、惜春们的命运何尝有幸福可言，正是曹雪芹在这四春的名字中所寓含的用意“原应叹惜”。这几乎是无论上层下层妇女共同的命运，虽然还有其他的分别，但在爱情婚姻不幸福上说，差别远较她们的身份要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