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与规范

  胡适曾说,像杜甫的《秋兴》八首,他背了几千遍,总觉得有些句子是不通的。他说律诗和缠小脚一样,过去大家认为小脚好看,但说穿了,小脚并不好看;律诗也没有道理。

  这话让人听了有点纳闷,他自己说他晚上躺下没有睡意的时候,就背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或者《秋兴》八首。大约就是这原因才会背了几千遍,而背几千遍的诗,一定是非常赞赏的了。怎么会说律诗没有道理,如小脚呢?不知怎么,总觉得他说得有些极端。

  据说希腊神话中有一个故事,说一个恶鬼准备一张床,捉来人都让他在这床上睡一下,太长了,就把他锯掉一截,太短了,就把他拉到床那么长。这床恰似规范,它不管每个人各有各的性情,它要求一律。但即使是最严格的规范,事实上也框不住所有的人。有人把规范演练纯熟,照样能随心所欲不逾矩,譬如律诗。可古人不用说,就是当代的曾以新诗见长的聂绀弩先生,写起律诗来,诸如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之类,不仅明白如话,而且对仗工稳。

  新诗按说比较自由,所以也有人称自由体。但是也许太自由了,反倒使它受了更多的束缚。以至于在我们这个诗歌传统深厚的国土上,诗似乎只成了诗人的事,肯听白居易读诗的老妪没有了,有水井处皆歌柳词的百姓也没有了,就连我咏得白香山《长恨歌》,岂同他妓哉那样半憨的妓女--当然妓女有,风雅没有了。诗人不为百姓代言,百姓就自己创作新民谣,不过这话扯得太远。还说自由体新诗。可是也有诗人追求相对的音韵节奏的整齐,闻一多先生称之为戴着脚镣跳舞。也许正因为如此,闻一多先生的新诗到今天还有人读,聂绀弩先生的新体旧诗更是有不少热爱者,而聂先生的新诗,即使是他哀悼鲁迅先生那一首名作--《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了》,今天读来仍旧感人,却恐怕远比他的旧体诗少读者。

  然而聂先生被人称为聂体的旧诗,却并不是中古以来的近体诗,他是有自己的创格的。这又仿佛是一个矛盾,既要遵循格律,又要有某些突破。有时我觉得天下的事,其实是物理相通的。

  人是群居的动物,生活在一起,凡事就不能不有个规范,没有规范自行其是,自己是方便了,可别人没法活,结果弄得自己也没法活。可人又是最具创造性的动物,创造性有时候就得不守规范,全守着规范,人就成了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人类社会非成为死水一潭不可,所以许多人视规范是顶顶讨嫌的东西。真是没它不行,有它也不行。

  常听人爱引用亚圣孟子的活,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是人,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云云。我总觉得这是唯心论。又见人常爱引司马迁的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大抵圣贤发愤之作,企图证明,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也觉得不很服气。鲁迅先生说,中国只有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就想想这样的时代吧,有几个人生活其中,不艰难困苦?可也没见都玉汝于成。

  聂绀弩先生在他的《散宜生诗自序》中,解释散宜生之意,说庄子以某种树为散木,是不材或无用之意,而以不材终天年。又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目睹前辈和友辈,英才硕学,呕尽心肝。志士仁人,成仁取义。英雄豪杰,转战沙场。高明之家,人鬼均嫉。往往或二十几岁便死,如柔石、白莽。或三十来岁便死,如萧红、东平,命稍长亦不过四五十岁,如瞿秋白、鲁迅有时悲从中来,不知何故,所谓泪倩封神三眼流(拙句)者,人或以为滑稽,自视则十分严肃。且谓庄子的极端自私的个主义思想亦未尝全无所见。然真人类历史之大悲也!

  聂绀弩先生这段话,第一次读就觉得有一种震撼力。那种浸满血泪的人生感悟,对人类历史近乎绝望的悲哀,悲哀之后自居散人散木的无可奈何,让人思之怆然,久久挥之不去。

  似乎是王国维先生论《红楼梦》,说到秦可卿秉风情,擅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认为风情月貌为天性所赋,而终不能不败家,是人性与社会的冲突。可我有时也想人性与社会的冲突实在对人生来说几乎是不可避免。一个人的个性越突出,他与社会的冲突也越激烈。与社会冲突越激烈,其艰难困苦的程度就越深。他破坏了社会的规范,社会自然不能容忍他,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中的大坏蛋伏脱冷开导拉斯蒂涅,好像就有这么一句话,说如果大家不能把他制服踩在脚下,就自然会跪在他的脚下。可惜文化的征服,经常有可能是少则在这位征服者身后,多则几百年才能实现。所以杰出人物总是以他的独创精神,为将来建立了一种新的规范,而这新的规范为世人接受时,又成一种束缚,结果又被后继的杰出者所藐弃,社会也罢、文学艺术也罢,就是这样一代代进步的。

  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往往看到的只是天将降大任,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而聂绀弩先生虽然也说高才硕学,人鬼均嫉,但是的确把它归之于人类历史的悲哀。这就不是一时一世,也不只几个师友辈的悲剧,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几千年来,高才硕学的必然结局。

  所以也就不奇怪许多杰出的人物对自己所身处的社会,或者自己的民族批评最严厉。而我们普通的庸众总是在对前辈英才硕学尊崇不尽的同时,倾全力摧折自己当世的英才硕学。不知是不是已死的英才不管多么超群拔俗,毕竟不能威胁到自己。而同代人则大不相同。明代徐渭,字文长,号青藤,如今说起来声名赫赫,诗书画俱绝。齐白石先生对他之崇拜,只一自称便可说明:青藤门下走狗。然而其命运之悲惨真非常人可以想象。明代袁中郎《徐文长传》说,他自己无意之中发现一本诗集,纸恶墨败,微有字形,但读没有几句,就大惊问作者何人。然后与一位朋友,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童仆睡者皆惊起,感慨自己生三十年,而不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徐文长科举屡试不中,曾一度为人幕僚,后放浪诗酒,恣情山水,又被怀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被人救出。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到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徐文长特立独行,自然不会见容于世,他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实在是势所必然。

  所以像德国大诗人歌德或者我们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那样,生前声名显赫,倍受当世尊崇,或者高官显宦,后世仍留大名在各国文学艺术史上都较少见。这恐怕与他们的复杂性格有关。恩格斯曾对歌德做过极精采的分析: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歌德和贝多芬一同散步,在路上碰到魏玛大公和家人出游,歌德躲到一旁脱帽鞠躬,而贝多芬昂然前行,视大公如无物。我们也曾经有人批评白居易一方面做许多悯贫惜苦的诗、做许多抨击时弊的诗,但同时自己却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樊素、小蛮是他两个侍妾的名字)地耽于享乐,岂不是十足的虚伪。好像是陈寅恪先生为之辩护,说不应当批评他的虚伪,可以批评他性格和内心的矛盾。真是一语中的。

  而歌德、白居易的诗仍能传之久远,的确是盖世才华,同时也倾注真情,只是自身性格矛盾,多侧面,使他们能同当时的世俗生活相契合。而那些完全蔑视社会现行规范的天才们大多是被摧折至死的,而他们的作品又被后世视为圭臬,甚至可能被用来作为封杀当世天才的武器。却不知道他们的艺术生命力,很大程度只存在于他们的作品中,他们所创立的艺术规范应当对后人更多的是一种启示,告诉我们墨守成规是没有出息的。

  然而聂绀弩先生却不无内疚地从新诗又回到律诗的传统上来,却现出一派生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或者是一种对自由体新诗的反动,不管聂绀弩先生多么不愿意看到这一点。或者因为他的确有创格,他的旧体诗决不是李杜苏黄了。或者旧体诗本身有合于我们语言文字的内在规律,还不当寿终正寝。但最重要的应该是,他遵循了每个成功的诗人的规范,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独特个性与社会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