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与规范

　　胡适曾说，像杜甫的《秋兴》八首，他背了几千遍，总觉得有些句子是不通的。他说律诗和缠小脚一样，过去大家认为小脚好看，但说穿了，小脚并不好看；律诗也没有道理。

　　这话让人听了有点纳闷，他自己说他晚上躺下没有睡意的时候，就背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或者《秋兴》八首。大约就是这原因才会背了几千遍，而背几千遍的诗，一定是非常赞赏的了。怎么会说律诗没有道理，如小脚呢？不知怎么，总觉得他说得有些极端。

　　据说希腊神话中有一个故事，说一个恶鬼准备一张床，捉来人都让他在这床上睡一下，太长了，就把他锯掉一截，太短了，就把他拉到床那么长。这床恰似规范，它不管每个人各有各的性情，它要求一律。但即使是最严格的规范，事实上也框不住所有的人。有人把规范演练纯熟，照样能“随心所欲不逾矩”，譬如律诗。可古人不用说，就是当代的曾以新诗见长的聂绀弩先生，写起律诗来，诸如“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之类，不仅明白如话，而且对仗工稳。

　　新诗按说比较自由，所以也有人称自由体。但是也许太自由了，反倒使它受了更多的束缚。以至于在我们这个诗歌传统深厚的国土上，诗似乎只成了诗人的事，肯听白居易读诗的老妪没有了，“有水井处皆歌柳词”的百姓也没有了，就连“我咏得白香山《长恨歌》，岂同他妓哉”那样半憨的妓女－－当然妓女有，风雅没有了。诗人不为百姓代言，百姓就自己创作新民谣，不过这话扯得太远。还说自由体新诗。可是也有诗人追求相对的音韵节奏的整齐，闻一多先生称之为“戴着脚镣跳舞”。也许正因为如此，闻一多先生的新诗到今天还有人读，聂绀弩先生的新体旧诗更是有不少热爱者，而聂先生的新诗，即使是他哀悼鲁迅先生那一首名作－－《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了》，今天读来仍旧感人，却恐怕远比他的旧体诗少读者。

　　然而聂先生被人称为聂体的旧诗，却并不是中古以来的“近体诗”，他是有自己的创格的。这又仿佛是一个矛盾，既要遵循格律，又要有某些突破。有时我觉得天下的事，其实是“物理相通”的。

　　人是群居的动物，生活在一起，凡事就不能不有个规范，没有规范自行其是，自己是方便了，可别人没法活，结果弄得自己也没法活。可人又是最具创造性的动物，创造性有时候就得不守规范，全守着规范，人就成了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人类社会非成为死水一潭不可，所以许多人视规范是顶顶讨嫌的东西。真是没它不行，有它也不行。

　　常听人爱引用亚圣孟子的活，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是人，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云云。我总觉得这是唯心论。又见人常爱引司马迁的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大抵圣贤发愤之作”，企图证明，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也觉得不很服气。鲁迅先生说，中国只有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就想想这样的时代吧，有几个人生活其中，不艰难困苦？可也没见都玉汝于成。

　　聂绀弩先生在他的《散宜生诗·自序》中，解释“散宜生”之意，说庄子以某种树为散木，是不材或无用之意，而以不材终天年。又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目睹前辈和友辈，英才硕学，呕尽心肝。志士仁人，成仁取义。英雄豪杰，转战沙场。高明之家，人鬼均嫉。往往或二十几岁便死，如柔石、白莽。或三十来岁便死，如萧红、东平，命稍长亦不过四五十岁，如瞿秋白、鲁迅……有时悲从中来，不知何故，所谓‘泪倩封神三眼流’（拙句）者，人或以为滑稽，自视则十分严肃。且谓庄子的极端自私的个主义思想亦未尝全无所见。然真人类历史之大悲也！”

　　聂绀弩先生这段话，第一次读就觉得有一种震撼力。那种浸满血泪的人生感悟，对人类历史近乎绝望的悲哀，悲哀之后自居散人散木的无可奈何，让人思之怆然，久久挥之不去。

　　似乎是王国维先生论《红楼梦》，说到秦可卿“秉风情，擅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认为风情月貌为天性所赋，而终不能不败家，是人性与社会的冲突。可我有时也想人性与社会的冲突实在对人生来说几乎是不可避免。一个人的个性越突出，他与社会的冲突也越激烈。与社会冲突越激烈，其艰难困苦的程度就越深。他破坏了社会的规范，社会自然不能容忍他，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中的大坏蛋伏脱冷开导拉斯蒂涅，好像就有这么一句话，说如果大家不能把他制服踩在脚下，就自然会跪在他的脚下。可惜文化的“征服”，经常有可能是少则在这位“征服者”身后，多则几百年才能实现。所以杰出人物总是以他的独创精神，为将来建立了一种新的规范，而这新的规范为世人接受时，又成一种束缚，结果又被后继的杰出者所藐弃，社会也罢、文学艺术也罢，就是这样一代代进步的。

　　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往往看到的只是“天将降大任”，“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而聂绀弩先生虽然也说高才硕学，人鬼均嫉，但是的确把它归之于人类历史的悲哀。这就不是一时一世，也不只几个师友辈的悲剧，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几千年来，高才硕学的必然结局。

　　所以也就不奇怪许多杰出的人物对自己所身处的社会，或者自己的民族批评最严厉。而我们普通的庸众总是在对前辈英才硕学尊崇不尽的同时，倾全力摧折自己当世的英才硕学。不知是不是已死的英才不管多么超群拔俗，毕竟不能威胁到自己。而同代人则大不相同。明代徐渭，字文长，号青藤，如今说起来声名赫赫，诗书画俱绝。齐白石先生对他之崇拜，只一自称便可说明：“青藤门下走狗”。然而其命运之悲惨真非常人可以想象。明代袁中郎《徐文长传》说，他自己无意之中发现一本诗集，纸恶墨败，微有字形，但读没有几句，就大惊问作者何人。然后与一位朋友，“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童仆睡者皆惊起”，感慨自己生三十年，而不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徐文长科举屡试不中，曾一度为人幕僚，后放浪诗酒，恣情山水，又被怀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被人救出。“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到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徐文长特立独行，自然不会见容于世，他“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实在是势所必然。

　　所以像德国大诗人歌德或者我们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那样，生前声名显赫，倍受当世尊崇，或者高官显宦，后世仍留大名在各国文学艺术史上都较少见。这恐怕与他们的复杂性格有关。恩格斯曾对歌德做过极精采的分析：“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歌德和贝多芬一同散步，在路上碰到魏玛大公和家人出游，歌德躲到一旁脱帽鞠躬，而贝多芬昂然前行，视大公如无物。我们也曾经有人批评白居易一方面做许多悯贫惜苦的诗、做许多抨击时弊的诗，但同时自己却“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樊素、小蛮是他两个侍妾的名字）地耽于享乐，岂不是十足的虚伪。好像是陈寅恪先生为之辩护，说不应当批评他的虚伪，可以批评他性格和内心的矛盾。真是一语中的。

　　而歌德、白居易的诗仍能传之久远，的确是盖世才华，同时也倾注真情，只是自身性格矛盾，多侧面，使他们能同当时的世俗生活相契合。而那些完全蔑视社会现行规范的天才们大多是被摧折至死的，而他们的作品又被后世视为圭臬，甚至可能被用来作为封杀当世天才的武器。却不知道他们的艺术生命力，很大程度只存在于他们的作品中，他们所创立的艺术规范应当对后人更多的是一种启示，告诉我们墨守成规是没有出息的。

　　然而聂绀弩先生却不无内疚地从新诗又回到律诗的传统上来，却现出一派生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或者是一种对自由体新诗的反动，不管聂绀弩先生多么不愿意看到这一点。或者因为他的确有创格，他的旧体诗决不是李杜苏黄了。或者旧体诗本身有合于我们语言文字的内在规律，还不当寿终正寝。但最重要的应该是，他遵循了每个成功的诗人的“规范”，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独特个性与社会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