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能消几番风雨

  梁实秋先生曾说生长在北平的人几乎没有不爱听戏的。这至少是四五十年前的老话了。现在黑头发的京剧戏迷怕没有多少。笔者也生长在北京,真正进戏院听戏只有两次。一次文革早期看《红灯记》。一次上大学时讲戏剧的老师指定看《赵氏孤儿》。看《红灯记》时,一来年纪小,缺乏革命热情,二来从没听过,一点也听不懂,竟睡了多半场。其中李奶奶的一段唱有人大为喝彩,我实在听不出怎么好来。又听人说,这位唱李奶奶的老旦是男的扮演的,就更不解了。男的唱女的就好吗?《赵氏孤儿》似乎是在前门附近一家小小的剧院听的。坐在最后一排尚且咚咚锵锵敲得心动过速,直跑到外面去喘气定神,大惑不解我当年怎么可能在戏院里睡得着觉。从此跟京剧拜拜。

  可我在电视中看过不止一两次的《连升店》,极喜欢。只是因为京剧知识极少,不知这出戏是一出折子戏呢,还是全本。因为一句唱没有,全部是对白,不是因为不唱才喜欢,而是喜欢其剧情。写一落魄文人王鸣芳去应试,住在连升店的柴房,受尽了店家的凌辱,却也酸气不减。及至中了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又点了外省学台,那小店家一改因他褴褛嘲笑他是卖零碎绸子,而为阿谀之态,后来更是借衣衣借银,直至对报录者称我家老爷,自称二爷等等。最精彩的是这位酸文人,最开始因为没钱,住柴房,还得听店家的开讲,孔子七十二贤人多少是成年,多少未成年?这书生还真答不出店家如此刁钻的问题。店家说成年的三十个,未成年的四十二个。酸文人大奇,何以见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五六三十,六七四十二,冠者成年人,童子,童男子也。因了这番开讲,店家得喝二两参汤补补身子。但是这位开始中进士,借衣尚有羞涩之态,可随着官升脾气长,借银则越来越气魄起来--拿来用,等那店家送出门一送再送,就骂出势利的小人来了。他们两个像是酸文人先只高三寸,店家高丈许,然后渐渐颠倒过来,店家高三寸,文人高丈许了。其实两人之势利倒是打个平手。这出戏没有一句唱,全是道白,演店主人的是丑角,用京白,而酸文人用韵白,有字幕。看时竟没把它当京剧,觉得跟话剧相差不远似的。京剧的唱功有什么好,我并未从剧场中领略过。

  可是说来有缘。我还是有机缘领略了京剧的神韵。当时我的单位在中山公园里面,环境极佳。有一度每天上班,走中山公园的后门,总有人在公园后面隔着护城河朝故宫城墙练唱,我猜想大约是一位专业的花脸。不知是否因为声音越过水面又从城墙反射回来,真有金石之声。记得曾有人称赞世界著名男高音吉利,说六十米开外不用说高亢之处,就是弱声都听得极真切,当时觉得可能有夸张吧,直到此时方知是完全可能的。我从未走近到这位练声者,听对我来说已经尽够了。然而感觉相距一二百米依然听得高亢激越,顿悟什么叫黄钟大吕。再有一次好像是个秋天的夜晚,骑车路过工人体育馆,路上行人已少,偶而有汽车驶过洒了水的路面,激起一片刷刷声,蓦地悠扬的胡琴响起,随后伴之以咿咿呀呀的婉转唱腔,若断若续,余音袅袅。这是我生平最难忘的音乐感受。不经意而得之,其情其境胜过剧场中的音乐会多矣,只是这样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

  鲁迅先生提到京剧时总被人指为偏激,当然也有人为之辩解。但是谁读了《社戏》也不会忘记,那乡村的社戏真是令人向往不已,其实若细想鲁迅笔下的的社戏,本来是一出孩子眼中乏味的戏,不是不想听的小旦,很老的小生,就是厌烦透顶的老旦,有趣的极少,但却写得那么令人心向往之。鲁迅先生说他赞成一本日本文的书上所说的,中国戏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头昏脑眩,很不适于剧场,但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远远的看起来,也自有他的风致。这话的确很精辟。如果鲁迅先生曾在野外听过京剧,说不定也会喜欢吧。因为中国的戏剧其实都大同小异,分别绝没有同西洋歌剧那么远。我曾有一次差不多更深时分,坐车经过雷州半岛,远远地看一野台戏,黑黢黢的夜色中,一光辉夺目的舞台,上面红红绿绿的人物舞来舞去,歌声器乐宛转悠扬。同车的人说是当地的雷剧(记不清了,说不定有误)。因为赶路不可能去听,但是在乡村的田野上,看到这样的戏台,那一种安详和穆,丰足纯朴农家乐的印象极为深刻。

  当然鲁迅先生的社戏也许因为是儿时在故乡的经历,就特别蒙上一层怀旧与乡愁,显得格外动人。记得上大学时,一位老师是四川人,他说起川剧高腔,声称是世界上最美的声乐。他说时的那份真诚、固执,不但摇头摆尾,眼里还放出平日上课所没有的异样光采。同学们都忍不住笑起来。他却大不以为然。我揣摩他的意思,竟以为如果我们有机会一听的话,一定会像希腊神话中女妖塞壬的歌声一样,会把所有的听者迷住。实在是他忘记了,艺术欣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需要薰陶的。有一次听指挥家李德仑先生讲西洋音乐,他说他家其实没有人搞音乐,而他爱上音乐似乎也是偶然,是因为小时候家住王府井帅府园。当时那里有一家唱片店,他只要在家就会被迫听唱片店所放的唱片。每天几乎起码有四个还是六个小时,于是终于爱上了音乐。何况艺术欣赏这种东西本来是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总是在接受者这里才真正完成。世界第一流的女高音歌唱家卡拉斯.卡巴叶在大多数中国人耳中不是天籁,而是所谓踩鸡脖子。川剧也未见得会听一次就征服我们。

  而且许多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是流水前波让后波,其实京剧即使是慈禧时代怕也风光不过文革,全中国舞台上只有八个样板戏,京剧还占主要地位。改革开放之后,似乎京剧比文革时更丰富多采,现今也常见有什么京剧大赛之类的消息见诸报端。然而京剧这门艺术怕是绝顶雄风难再,热闹红火总在报纸电视上。日常生活中感受不到京剧光复的气象。连话剧电影都面临电视流行音乐的冲击,真不知这门国剧更能消几番风雨。任何一门表演艺术如果离开了观众也就失去了生命力。不管我们多么热爱它。而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兴衰也有其深刻的内在和外在原因。今天尽可以三分是酒,七分是月,但绝不会有绣口一出,半个盛唐。未必是今人才力不逮,有些事实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笔者这么说,并没有一点反对京剧改革或者创新等任何中兴的良好愿望和努力的意思,只是有点宿命,有点悲观,觉得即使天假以年,三四十年之后怕是不会于无意之中再听到那样的天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