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能消几番风雨

　　梁实秋先生曾说“生长在北平的人几乎没有不爱听戏的”。这至少是四五十年前的老话了。现在黑头发的京剧戏迷怕没有多少。笔者也生长在北京，真正进戏院听戏只有两次。一次“文革”早期看《红灯记》。一次上大学时讲戏剧的老师指定看《赵氏孤儿》。看《红灯记》时，一来年纪小，缺乏革命热情，二来从没听过，一点也听不懂，竟睡了多半场。其中李奶奶的一段唱有人大为喝彩，我实在听不出怎么好来。又听人说，这位唱李奶奶的老旦是男的扮演的，就更不解了。男的唱女的就好吗？《赵氏孤儿》似乎是在前门附近一家小小的剧院听的。坐在最后一排尚且咚咚锵锵敲得心动过速，直跑到外面去喘气定神，大惑不解我当年怎么可能在戏院里睡得着觉。从此跟京剧拜拜。

　　可我在电视中看过不止一两次的《连升店》，极喜欢。只是因为京剧知识极少，不知这出戏是一出折子戏呢，还是全本。因为一句唱没有，全部是对白，不是因为不唱才喜欢，而是喜欢其剧情。写一落魄文人王鸣芳去应试，住在连升店的柴房，受尽了店家的凌辱，却也酸气不减。及至中了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又点了外省学台，那“小店家”一改因他褴褛嘲笑他是卖零碎绸子，而为阿谀之态，后来更是借衣衣借银，直至对报录者称我家老爷，自称二爷等等。最精彩的是这位酸文人，最开始因为没钱，住柴房，还得听店家的“开讲”，孔子七十二贤人多少是成年，多少未成年？这书生还真答不出店家如此刁钻的问题。店家说成年的三十个，未成年的四十二个。酸文人大奇，何以见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五六三十，六七四十二，冠者成年人，童子，童男子也。因了这番开讲，店家得喝二两参汤补补身子。但是这位开始中进士，借衣尚有羞涩之态，可随着“官升脾气长”，借银则越来越气魄起来－－“拿来用”，等那店家送出门一送再送，就骂出“势利的小人”来了。他们两个像是酸文人先只高三寸，店家高丈许，然后渐渐颠倒过来，店家高三寸，文人高丈许了。其实两人之势利倒是打个平手。这出戏没有一句唱，全是道白，演店主人的是丑角，用京白，而酸文人用韵白，有字幕。看时竟没把它当京剧，觉得跟话剧相差不远似的。京剧的唱功有什么好，我并未从剧场中领略过。

　　可是说来有缘。我还是有机缘领略了京剧的神韵。当时我的单位在中山公园里面，环境极佳。有一度每天上班，走中山公园的后门，总有人在公园后面隔着护城河朝故宫城墙练唱，我猜想大约是一位专业的花脸。不知是否因为声音越过水面又从城墙反射回来，真有金石之声。记得曾有人称赞世界著名男高音吉利，说六十米开外不用说高亢之处，就是弱声都听得极真切，当时觉得可能有夸张吧，直到此时方知是完全可能的。我从未走近到这位练声者，听对我来说已经尽够了。然而感觉相距一二百米依然听得高亢激越，顿悟什么叫黄钟大吕。再有一次好像是个秋天的夜晚，骑车路过工人体育馆，路上行人已少，偶而有汽车驶过洒了水的路面，激起一片刷刷声，蓦地悠扬的胡琴响起，随后伴之以咿咿呀呀的婉转唱腔，若断若续，余音袅袅。这是我生平最难忘的音乐感受。不经意而得之，其情其境胜过剧场中的音乐会多矣，只是这样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

　　鲁迅先生提到京剧时总被人指为偏激，当然也有人为之辩解。但是谁读了《社戏》也不会忘记，那乡村的社戏真是令人向往不已，其实若细想鲁迅笔下的的社戏，本来是一出孩子眼中乏味的戏，不是不想听的小旦，很老的小生，就是厌烦透顶的老旦，有趣的极少，但却写得那么令人心向往之。鲁迅先生说他赞成一本日本文的书上所说的，中国戏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头昏脑眩，很不适于剧场，但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远远的看起来，也自有他的风致。这话的确很精辟。如果鲁迅先生曾在野外听过京剧，说不定也会喜欢吧。因为中国的戏剧其实都大同小异，分别绝没有同西洋歌剧那么远。我曾有一次差不多更深时分，坐车经过雷州半岛，远远地看一野台戏，黑黢黢的夜色中，一光辉夺目的舞台，上面红红绿绿的人物舞来舞去，歌声器乐宛转悠扬。同车的人说是当地的“雷剧”（记不清了，说不定有误）。因为赶路不可能去听，但是在乡村的田野上，看到这样的戏台，那一种安详和穆，丰足纯朴农家乐的印象极为深刻。

　　当然鲁迅先生的社戏也许因为是儿时在故乡的经历，就特别蒙上一层怀旧与乡愁，显得格外动人。记得上大学时，一位老师是四川人，他说起川剧高腔，声称是世界上最美的声乐。他说时的那份真诚、固执，不但摇头摆尾，眼里还放出平日上课所没有的异样光采。同学们都忍不住笑起来。他却大不以为然。我揣摩他的意思，竟以为如果我们有机会一听的话，一定会像希腊神话中女妖塞壬的歌声一样，会把所有的听者迷住。实在是他忘记了，艺术欣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需要薰陶的。有一次听指挥家李德仑先生讲西洋音乐，他说他家其实没有人搞音乐，而他爱上音乐似乎也是偶然，是因为小时候家住王府井帅府园。当时那里有一家唱片店，他只要在家就会被迫听唱片店所放的唱片。每天几乎起码有四个还是六个小时，于是终于爱上了音乐。何况艺术欣赏这种东西本来是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总是在接受者这里才真正完成。世界第一流的女高音歌唱家卡拉斯.卡巴叶在大多数中国人耳中不是天籁，而是所谓踩鸡脖子。川剧也未见得会听一次就征服我们。

　　而且许多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是流水前波让后波，其实京剧即使是慈禧时代怕也风光不过“文革”，全中国舞台上只有八个样板戏，京剧还占主要地位。改革开放之后，似乎京剧比“文革”时更丰富多采，现今也常见有什么京剧大赛之类的消息见诸报端。然而京剧这门艺术怕是绝顶雄风难再，热闹红火总在报纸电视上。日常生活中感受不到京剧光复的气象。连话剧电影都面临电视流行音乐的冲击，真不知这门“国剧”“更能消几番风雨”。任何一门表演艺术如果离开了观众也就失去了生命力。不管我们多么热爱它。而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兴衰也有其深刻的内在和外在原因。今天尽可以“三分是酒，七分是月”，但绝不会有“绣口一出，半个盛唐”。未必是今人才力不逮，有些事实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笔者这么说，并没有一点反对京剧改革或者创新等任何“中兴”的良好愿望和努力的意思，只是有点宿命，有点悲观，觉得即使天假以年，三四十年之后怕是不会于无意之中再听到那样的天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