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106

我第一次见到H,是在这份新工作的第二次面试时。H也是应聘者之一。TQ 医院 BCM*项目的负责人。 T希望她的上司能给我们安排一次五人的集体面试。T已经单独和我们每个人面谈过一次了。实际上,第一次面谈时,她就是约我和一位申请MCP *的应聘者一同进行的。这种面试很有趣。我从没经历过。我猜想,T的上司不想同时见我们五个人。在等待面试的时候,我们有机会互相交流。就这样我知道GS已在这家医院工作好几年了。他们将从院内其他部门调到BCMH那天很安静。到美国以来,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比我还安静和腼碘的美国人。不论别人问她什么,她只是答是或不是,即使有的问题不能用是或不是来回答。她好像有心事,心不在焉。

T的上司面试我们后,T来向我们道贺并告知,我们都被录用了。她又补了一句,她的上司说,H太腼腆了,他都听不到H的声音。

D和我在五月份就开始了这个新工作,而项目秘书A是在六月中旬加入的。H本该同我们一起上班的。可一个月快过去了,我们总听T说,H还不能来,原因多种多样,例如:交接她前份工作遇到了麻烦;交论文有困难;新工作开始前得先休个假,等等。不过我觉得那会儿,T巴不得H迟来报到。因为一切都还没有准备好:没有办公室、没有办公设备、没有电话。

H来报到时已经是六月底了。接着G也来了。这时,T允许我们使用新办公室了,因为我们再也不可能使用她那间被一些人称之为鸽子笼的办公室了。GH和我合用一个办公室。DS合用另一个办公室。A将有她自己的办公室,用T的话说,中心办公室。可在我们的新办公室里有前任遗留的不少 垃圾。我們花了不少时间来清理。T说,她会发电子邮件给垃圾的主人,询问是否还有用。其实,谁都知道T没时间去做这件事。

一天会后,GH商量着要把这些垃圾推到走廊里去,几只旧文件柜和一个有四轮的架子。他们说要是有人看着这堆垃圾不順眼,就会想办法清理,或是行政主管安排什么人把它们清走。我跟她们说,把垃圾堆放在楼道里不太合适。应该先请示一下我们的主管。秘书A说,我们可以把这些垃圾放到那间空办公室里。那是留给我们未来顶头上司和账目办事员(Billing Clerk)的。我觉得A的主意不错。可是,我仍觉得还是先请示一下为好。GH都不愿意这样做,说T可能会不同意。对我来说,这算什么理由,除非我们不在乎这个上司。A立即自告奋勇的去请示。因为T这会儿正在A的办公室里,离我们只有四五米之遥。GH已经开始推那架子。我建议他们等A的请示结果。但他们不听。A即刻就转回来了。G问,T怎么说?A想解释T的意思,可谁也听不明白。G说,请直说,Yes还是NoA说她说,既可以也不可以。H说,管她说什么呢,推到空屋子里再说。这时T来了,让我们把那架子推回办公室。她坚持说,将垃圾丢到空办公室里,会给大家树立个坏榜样。她答应,尽快发邮件给垃圾的主人。如果得不到回音的话,她会让大楼管理部门把东西清走。我认为她的榜样之说不成立。我也不相信她能尽快处理掉这堆垃圾。真让我无话。顺便一提的是,那堆垃圾至今仍在我们办公室里。

当我帮H把架子推回办公室时,跟她说,如果事先问过T的意见就不必这么费力不讨好了。H说,她只是实在无法容忍这些垃圾了。我说,她別无选择,只能忍着。她也不语。我意识到,尽管她很小就从圭亚那来美国,但她跟不少美国人一样,做事非常冲动。

一次我告诉A,第一次见到H时,她相当地安静和害羞,我还担心她会被人欺负。但很快我就意识到,我错了。还在HG来之前,我们的电话线就已经设好了。T跟我说,因为我是该项目的第一位工作人员,我可以挑选办公桌的摆放位置。我挑了个临窗的位置。电话安装工将另一个插座设在我的办公桌与门中间,而第三条线则在窗子对面的墙上。当GH来时,G说她想坐在另一个临窗的位置。H没有接她的话,却直视着我说,她也喜欢坐在靠近窗口的地方。我想我来美国后改变了很多。如果我还在中国的话,我会把我的座位让给她。H的暗示使我很不快。她想要我的位置,我也直视着她,告诉她,我也喜欢靠窗口的位置。于是H就跟G争执起来,坚持说她有过敏症,需要新鲜空气,一定得坐在靠窗口的位置。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道理,因为窗戶根本就是封着的。最后G放弃了窗口的位置。听到G让出临窗的位置,我感到有些內疚。但我说服了自己,我并没有做错任何事。老实说,我怀疑H当初暗示我,想要我的临窗位置,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很快我就发现H其实是个话很多的人。HG上班两个月后才有了自己的电话。那段时间里,H成天占着我的办公桌和电话。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事情做。我常呆在A的办公室,帮她整理文件柜。既然没有什么事做,也就不想为我的办公桌打架了。可当H有了自己的电话后,又给我找了新麻烦。电话工人将她的电话插头设在了我的桌子和门中间,H将她的桌子摆在另一个窗边。她的电话线把我拦在了角落里。每次离开我的办公桌时,我都得跨过她的电话线。好几次都差点把我绊倒。虽然每次她都说声对不起,却不做为以避免我的麻烦。一天,我又几乎被绊倒。这次我急了,质问她,如果我摔倒谁负责?她一边说找电话工去呀一边离开了办公室。我气得几乎冲她嚷起来请把你的电话挪走,否则摔了,我就诉你。之后,她还真把电话从她的办公桌挪到了靠近她电话插头的另个桌子上。我知道她在那儿打电话很不舒服。首先是,她整天都在打电话。其次,她人极胖,站不住。我让她搬把椅子。可如果她坐在那儿,她又挡着门的出口。因为我们办公室还塞着不少垃圾。每次出办公室她都得让道。但不管怎么说,如果不是她把我逼急了,她的电话线或许现在还在绊我呢。

一天,我接到T的先生打来的电话。我说T不在我们的办公室。他甚至不问我是谁,就说他要告诉我一个秘密。我很惊讶。他说那天是T的生日。我于是告诉秘书AGAG都认为既然T的先生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就该给T祝贺生日。他们跟HD商量。我看得出來, D对此很不高兴。不过她和H还是答应一起湊钱。

H要求我,第二天为T买个蛋糕和贺卡。因为那天T会跟我们一起开小组讨论会。(编者按:H总认为自己有希望被提拔)。H说如果我买蛋糕,她会帮我向大家收钱。我答应了。蛋糕吃掉后GA马上还给我她们应出的那份钱。而HD卻好像完全忘了这回事。大约两三个星期后,因为什么原因,H提到了钱,我突然记起她还欠我钱,就提醒她还钱。事实上,我是经过好久才学会如何处理这种情况。我先前的那份工作,有个同事经常向我借钱,多数时候都不还。中国人一般很难跟别人开口要欠款。我从来没有要求那个同事还过。现在,我已经厌烦透別人这样利用我。于是我告诉H她还没还钱呢。她的第一个反应是,为什么我不早提醒她。我反问她,谁说我会帮你收钱? 我等着她履行诺言。第二天,当H跟我换零钱时,我再次提醒她。她又重复了一遍她头一天的理由。我对她说,这次她可没借口了。实际上,又一个多月了,她仍没还我钱。我已经不在意她是否还钱了。重要的是,我现在学会毫不困窘地要求归还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我把这故事告诉了一个在中国的好朋友。我们相交至少十五年,她简直不敢相信美国能使我改变这么多。说实话,我只对那些强词夺理的人才会如此。

* Blended Case Management 简称BCM混合个案管理。它是ICM*的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中,ICMSCM*作为一个团队,负责共同的病例,共同帮助有精神疾病的人和他们的家庭。

*Intensive Case Management简称ICM特別个案管理,ICM旨在帮助被诊断患有精神障碍的病人及其家庭在社区内正常生活。这些特别个案管理员一般都有社工硕士学位,有些还是有执照的社工。特别个案管理员是针对精神病患者的特别需要,不仅提供他们所需的服务,还要每周至少见病人一次,监督他们看精神病医生、心理治疗师,并监督他们服药。服务是长期,直到不需要为止。每个特別个案管理员所负责的病例一般是12个。提供24小时随叫随到服务。政府医药补助(Medicaid) 支付ICM服务。

* Supportive Case Management 简称SCM辅助个案管理。按照纽约州精神健康办公室规定,SCM的个案管理员为己经与各种服务挂上钩的病人提供不断的支持。它与ICM服务相似,但服务密度相对小些。SCM一般只要每个月与病人和他们家庭接触两次;而ICM则每个月至少要跟病人接触四次。SCM的个案管理员一般负责20个病例。政府医药补助(Medicaid) 支付SCM服务。

*MCP 全称Mobile Crisis Program是一个在精神健康服务方面各学科间的联合服务梯队(包括护士、社工、心理医师、精神病医生、精神健康师、戒瘾专门医师及心理咨询顾问)这个梯队的运作是由自愿服务机构和市立医院赞助。梯队人员回应社区内的服务对象,通常进行家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