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在溪头野荠花　　　　　

　　今年第二期《十月》，有一篇吴文光的纪实文学《流浪北京》。叙述他拍摄的电视纪录片《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的过程。读来真令人兴奋不已。对于新中国来说流浪艺术家的出现是最近几年的事，而且他们至今没有合法地位。不论是难以被新闻媒体所关注，还是难以被公开报道出来，他们这一群社会中最活跃的群体却被淹没在大都市喧嚣的日常生活中。尽管他们也有自己半公开甚至公开的展览或演出，但他们仿佛只在两个圈子里活跃着：流浪艺术家的小圈子和在京的外籍人士的小圈子。一般人几乎不知道在北京的海淀区某个角落有一群以流浪方式生存的艺术家。

　　三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十几年前，在每一个人“都像树一样，生在哪里就被种在哪里，一辈子都不挪窝”的时代，即使你没有单位来管你工资医疗费用住房等一切，你也属于街道居民委员会或者哪一个大队小队。几乎没有什么人，尤其在城市中，更不用说在首都北京能以一个黑户的方式存在。在北京做一个“盲流”艺术家的梦想比天方夜谭更近乎神话。然而神话在今天突然变成现实。流浪艺术家们发现北京“真是个艺术家冒险的天堂，只喊不做也能成为聚光灯下的一个角色”，于是北京多了这样一个流浪艺术家的部落。不管他们的生存的方式有多艰难，不管他们的艺术是否成功，不管他们是否得到官方或合法的承认，不管他们流浪是手段还是目的，不管他们是在“坚持抗战”，还是改弦易辙，他们曾经存在和继续存在的本身已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了。

　　他们几乎无一例外是被北京合法拒绝的人。而他们又不甘于刻板平庸闭塞无声地像一个普通人那样活着。就像张慈，“每天上午九十点才去上班，有时也不洗脸，不梳头，没精神……整整一天就像在沙漠上度过一样，……上午盼着吃中午那顿饭，吃完又睡午觉，睡到四五点再去杂志社，熬到下班又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终于他们有一天意识到这是一种今天就已经排定一生日程表的生活，他们从周围委琐无聊衰老的人身上看到自己的未来。“小心，你又要平庸”，对平庸的恐惧超过一切。于是他们抛弃多少人梦寐以求也未必能得到的国家所给予的一切福利和相应的束缚，开始流浪北京的生活。

　　读《流浪北京》给人最深的感受，是这些“朱雀桥边野草花”不论是姿态纵横，还是茅蒿满头都有梵高的画意，一种带有野性的生气枝枝丫丫地从每一个角落横生出来，活活泼泼绝对无半点死相。一个社会中如果大多数人如此，注定不会稳定，而没有人如此，必定也无法进步。于是他们自己主动担当起这一份社会没给派定的角色。

　　《流浪北京》使我想起最近读到的一本书－－《纽约档案》。两相比较也许别有一种意味。《纽约档案》分四部分：外外百老汇. 前卫剧场；百老汇上. 外百老汇；舞蹈. 平剧.中国电影; 街头艺术. 纽约纽约。主要写纽约的戏剧界活动，也兼及其他艺术门类。也许这些艺术家并不能称为流浪艺术家。但“外外百老汇”、苏荷区和格林威治村的艺术家们的自我放逐于主流文化之外，竭力标榜前卫艺术，以艺术为生命而不是谋生手段，甚至以其他职业来滋养自己或他人的艺术活动的生活方式，与流浪北京的艺术家们的确不无相通之处。其中着重介绍了几个“外外百老汇”的剧场和杰出剧人。尤以介绍创建“外外百老汇”的“大众剧场”和“莎士比亚戏剧节”的约瑟.巴普（Joseph Papp）最下功力。

　　约瑟. 巴普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出生和成长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最声名狼籍的地段，他家是整个地段最贫穷的犹太移民家庭，但是两件小事改变了他的一生。

　　一件是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到遍布大城小镇的公共图书馆自由借阅图书，小约瑟就是第一次在图书馆读到“莎士比亚”。另一件事是纽约市的慈善机构为了补贴不景气的百老汇剧场，也为了让贫苦的学童有机会看到戏剧，经常出钱包下一些演出，让中小学生免费观看。小约瑟上中学时第一次获得这样的机会踏进剧场看“莎士比亚”。演出结束时，他已立志献身戏剧。一九五三年他终于在纽约下东城区的一座教堂地下室成立了业余的“莎士比亚剧坊”。日后他功成名就之时，有人问他何以要成立“莎士比亚剧坊”，他回答说：“我只是需要一个家”。而他毕生的信念就是“市民有权利看免费的表演就像有权利免费借书一样”。

　　一九五六年，约瑟. 巴普先申请在纽约的东河公园露天剧场，后又申请在中央公园露天演出免费的“莎士比亚”，开始得到纽约市市政当局的支持。但是后来又被拒绝。理由是观众践踏草坪，而巴普的剧团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支付公园所受的损失，所以演出必须收费。事实上反对巴普的官员不敢说出口的真正理由是，他对犹太人心存偏见，并且认为巴普有共产党嫌疑。因为一九五八年在国会非美活动听证会上，巴普引用“十二次第五宪法修正案”拒绝回答他是否曾是共产党员，拒绝指认他所认识的人中谁是共产党员。他还表示莎士比亚也不是共产党员。整个公众舆论支持巴普。然而纽约市府岂肯轻易缴械投降，巴普只得将此公案诉诸法庭，以寻求公正。初审、复审巴普都败诉，直到他最后走进纽约州上诉法庭，法庭才判决公园管理处强制收费之举为“武断、任意和没有道德”。

　　纽约市府终于竖起白旗。其后市府官员主动致信巴普，他们将筹资四十万美元在中央公园建一座永久性的露天剧场供免费的“莎士比亚”演出。一九六二年永久剧场竣工，而“莎士比亚剧坊”在此前两年已获得市府的特许状，成为“莎士比亚戏剧节”。巴普与市政府的“草皮大战”结束了，但它所奋斗的理想却从此固定并且传播开来，连贵族化的林肯中心每年夏天都在中央公园举办免费的露天演唱会。约瑟. 巴普更因此被誉为“大众艺术的守护天使”，成为纽约戏剧的强人。

　　约瑟. 巴普只是“外外百老汇”的灵魄人物之一，作者钟明德先生所介绍的其他“外外百老汇”的翘楚都有许多充满传奇色彩令人激动感动的故事。巴普的信念也许可以代表“外外百老汇”戏剧家们共同的信念。巴普说“为免费剧场而奋斗亦即为民主精神而奋战”。

　　钟明德出版此书的目的也很明确，他认为在台湾目前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日趋多元的情况下，台湾的戏剧界也走上了非商业非专业的“外外百老汇”之路，他希望：“一、希望剧场中人能够从这些剧场中人物的理念和经验获得启发和鼓舞；二、非剧场中人－－包括关心政治、社会文化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决策人士－－能够了解剧场的魅力、潜力和暴力。”

　　我们与美国台湾有许多不同。最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牟森觉得“戏剧实际上就是一种活法”，这简直与约瑟. 巴普把戏剧当成自己的精神家园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吴文光笔下的流浪艺术家们似乎没有巴普和钟明德那样明确的政治色彩和社会功利。他们的奋斗带有更浓厚的个人色彩。他们更多地在对成功刻骨铭心的期待，受主流文化排斥，连最基本吃饭和住房都无法保障的境地中挣扎。但是他们为自己生存所作奋斗的意义对社会来说也许一点也不亚于纽约和台湾的同道。

　　而他们之所以难觅知音，与他们的艺术活动有太大的局限不无关系。不少人梦寐以求是得到“老外”的赏识，能够卖掉几幅画或者得到赞助排一部戏出本摄影集，也有不少人最终以婚姻为契机走出国门去寻觅新的天地。当然这其中也有太多的无奈。“外外百老汇”的戏剧家们虽然生存也很艰难，甚至以失业救济金来作为排戏的费用，但他们不存在不合法的问题。他们的免费或观众随意付票价的演出，面对的仅是观众的欣赏习惯，而牟森的“蛙实验剧团”因为无法得到合法的注册被禁止参加“中国艺术节”和公开的演出。如果这些流浪艺术家们遇到约瑟. 巴普的“草皮大战”一样的麻烦，在舆论和法庭上会得到什么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即使在处处都敢领异标新的美国，前卫艺术也有着观众与欣赏口味的问题。钟明德在《纽约档案》中不仅探讨了“外百老汇”、“外外百老汇”的成功经验，也探究它们的弱点。认为大多数“外外百老汇”可以视作戏剧爱好者的同乐晚会，对过份忽视观众接受能力和欣赏习惯的艺术家也提出了批评，以期引起台湾戏剧界的注意。而在《流浪北京》中，有这样两个具有讽剌意味的情节。在一九八九年中国美术馆的“现代艺术大展”上著名的行动艺术家王德仁在展厅抛撒避孕套，此时两声枪响引起展厅骚乱，众人齐往门外拥去。“据牟森事后转述王德仁的回忆，枪响时他以为是警察奔他的避孕套来的，趁乱夹在人流中逃出展厅，并与首批避难群众同时到达美术馆的大铁门外，等定住神后一打听，才知又是另一起新的‘行动艺术’产生：画家枪击自己的作品，宣称这是‘最后的完成’”。还有一个情节是张夏平说起牟森搞戏剧的故事，非常感动，想流泪，很喜欢他那种感觉。但是看他的戏时却睡着了。前卫艺术之难于沟通也许莫过于前卫艺术家自己都不敢强作解人吧。

　　但是他们的存在到底还有一批“解人”，除了小圈子中的同气相求，还有一批“老外”成为他们的知音。如今我们基本摒弃了以地域国界阶级社会形态来划分敌我的荒谬，但是伴随着牛仔裤可口可乐汉堡包摇滚乐而来的并不简单地只是一种大众消费，甚至不是生活方式，其中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一种价值观念，一种精神上的认同。钟明德在《纽约档案》中，不仅要以美国的演艺界的经验教训来警醒台湾的演艺界，同时也要提醒台湾的演艺界自觉对抗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老外”们支持前卫艺术，其中肯定不乏真正的艺术爱好者，但是否个个那么“纯艺术”也颇令人怀疑。然而造成这一状况的正是因为主流文化基本上对流浪艺术家采取的排斥态度。

　　难道他们不应比港台歌星更该得到公开演出展出的许可，不应比热衷于宣称将来赚钱后再投资“纯文艺”的文艺界人士更多受到媒体的关注？在流浪艺术家们不要国家解决户口住房单位工资医疗保险等等之后，如果在艺术创作上给他们更多的宽容，也许他们的观众和支持者就不再是清一色小圈子人物和一小撮“老外”了。

　　牟森说：“新世纪快要到了。我一想到这一点就特别坚强，特别感动，觉得自己干任何事都是为了这个新世纪。……我们这一批朋友，就是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帮人，包括我们剧团里的人，他们都将是本世纪末到下一个世纪初交替阶段最优秀的人，是新世纪头十年的主宰。”这位每天一醒来就琢磨去哪儿蹭饭的蛙剧团的“教父”的这番豪言壮语能否最终实现还要由历史来证明。但是在中国在北京这块土地上出现了这样一群流浪艺术家的含义也许只有经过文化专制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得出来。而他们如果想实现另一个梦想－－像纽约的“外外百老汇”剧场一样面向一切对他们感兴趣的公众，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稼轩词有言：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野荠花。谁敢说不会有那么一天。

（约４６００字）

　　（《流浪北京》吴文光　１９９４第二期《十月》；《纽约档案》　New York Documents 钟明德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１９８９年第一版，１９９３年第二次印刷）　　

北京朝阳区花家地法制日报社　１０００１５

ＴＥＬ　４３６１１４４－２０１０　（Ｏ）

　　　　２０２６６８２　　　　　　（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