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19日

11月19日星期二九点三十分，我准时抵达纽约最高法院。CH已经坐在那里了。她一向很准时。这也是我认为她现在可以不需要AOT*服务的原因之一。事实上，上个星期五我在她公寓的外面见她时，我们谈到这次出庭。因为她的先生是个出租汽车司机，晚上工作，有时我们就在她的公寓外面见面。像现在冬天来临，我经常带她去韩国糕饼店喝杯茶。上个星期五，当我一见到她，她就给我看了法庭通知。她问我是否能陪她一起去。我说如果她想让我陪她的话，我会在法院见她。我不能来接她，因为车保险的原因。我们有规定不允许服务对象搭乘我们的车。然后我问她，她的先生A是否能陪她一起去。她说不能，因为他必须休息。我问，她问过先生了吗？她不直接回答我的问话，而是要我给先生A打电话。我说，就因为她先生要睡觉我們才在公寓外见面。我怎能这时候给他打电话。她说现在三点半了，他该起来了。我可以打电话问他，可否去他们家。我打了电话，他说可以。

CH是一个韩国女士，而她的先生是个巴基斯坦人。我以前探访他们时，A先生大都很友好。然而，这次当我问他能否与夫人一起去法庭时，他大为光火。他说，他再也受不了。我问，他再也受不了什么了？他说他照顾这个女人六年了。没人帮过他。突然，人们天天来敲他家的门。太讨厌了。我问，在我之外还有谁敲过他的门？他只能说出，前一天有一个送法庭听证传票的人来过。他说每个人都想挣钱，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来打搅。他说，有些人只要能拿到政府的钱，不惜给别人毒药。我给他解释，我明白他指的是什么。我同意有些人是只为挣钱。但在CH 这案例里，我们可是免费提供服务，因为CH没有任何医疗保险或 Medicaid*。他说，他没说我们的项目。他说的是CH看门诊的那些医生和社工。我问，CH一个处方药或每次心理咨询付多少钱？她说10美元。我说，如果A不相信我的话，他们可以去看私人医生。看看私人医生会让他们付多少钱。然后他丢掉钱的话题，开始说法院的事。为什么她必须去法院？我解释说，这次是因为我想给CH申请AOT的自愿接受服务，结果没成功。因为在这两年间她多次住院，AOT办公室根据法律可帶她上法庭。

A激动起来，提高嗓门：“这个国家有毛病。如果你送她去法庭，一个刑事法庭，那会使的她病变得更厉害。”我说，谁说去刑事法庭？他看了一遍那张传票说，他昨天看见的。我告诉他那不是一个刑事法庭。但我同意他的观点，让CH去经历这个法庭程序，会使她的病情恶化的。但我能做什么呢？他说CH需要帮助，但不是这种。我问，他认为CH需要怎样的服务呢？他说，如果她需要帮助，有人就在跟前。如果她不需要帮助，就不要总来烦他们。他说，她是有病，但她的病没有那么严重。

这跟我以前的一个病人家属观点一样。老实说，接受一个你并不真正需要的服务，实在是一件讨厌的事。然而，社会服务不像坐出租汽车，打个电话，你就能得到服务。服务必須是持续连贯的，而且一定是可评估的，因为政府必须确定服务已经到位。尽管你只想花一分钱，却仍然必须通过整个官僚机构，花费几千美元或一年时间。你不得不如此。到目前为止没有更好的方法。

但我没有跟A说这些。事实上，如果病人不是长期地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他或她是不可能得到这种服务的。一旦他们接受了服务，它将至少持续六个月。某些病人可以中断这个服务。但CH不能，因为她是AOT的强制服务案例。我告诉A这个事实。我同意如果CH被强迫去法庭的话，她有可能会旧病复发。据我所知，对许多亚裔人来说，去法庭是件很令人恐慌的事。当AOT的医生G坚持CH继续这个强制服务时，我试图向他解释这些，但他拒绝听我的建议。

      

A又说起CH如果再发病会是怎样的情景。他说，她可能会砸所有的东西。这个家里的许多东西，像电视、传真机、计算机等等，她都可能会砸了。她可能会割床垫。我说，我以前从没有听说过这些。显然她需要帮助。A似乎很懊悔跟我说这些，他没有顾忌是因为我不是美国人。也来自亚洲。他相信我能理解。在某些方面，我能理解。不少亚裔都是将有精神疾病的家庭成员隔离起来，因精神病而会被羞辱或使家庭感到耻辱。

这让我想起一件曾经发生的事。我们这个行业中的精神病医生、心理医生、社工等专业人员都认为自己受过良好的职业训练，可以帮助精神病患者。而亚裔的家庭常常认为，家人才能照顾病人，不管是否接受过培训。我曾临时替代一个去休假的精神科急诊室的社工。当时急诊室来了一个中国病人。他被警察从肯尼迪机场带到精神科急诊室。他既没有行李也没有身份证。他只有一张从里根机场到肯尼迪机场的机票存根。他不说英语。但我能跟他用普通话交流。他非常恐惧，拒绝与任何人讲话。最终，我查明他是被移民局从首都华盛顿转到肯尼迪机场的。他的亲戚被通知到拉瓜地亚机场接机，而不是肯尼迪机場。当我和他的姑姑、表兄弟们联系上时，他们想立即赶来见他。我告诉他们，因为病人在急诊室，规定不得探视。但他们认为，如果病人能跟家人讲话，他会感到安全，可能会愿意和医生交流。但医生不在乎这些。无论如何，得到他转到住院部，他的亲戚才可以探视。A看问题的方法跟这个中国病人的亲戚们一样。A问我们对CH了解多少？可A又对精神病知道多少？最后A对CH说，如果她不吃药的话，她会生出很多很多的麻烦，那他就会送她回巴基斯坦。我很反感。CH有这样一个先生。他的行为像个君主，不像她的先生。CH站在那里没说话，我让A不要吓唬她。

A说他得让CH明白，如果她不吃药，她将会有更大的麻烦。我问他是否能跟CH一起去法庭。他借口晚上工作，必须休息。我说，他要想知道实情，而且想要终止CH的AOT服务，他不去，怎么能获得第一手的材料。他能支持他太太，并为她要求转成AOT自愿服务。他说他尽量去。不知为什么我感觉他不会去。事实上，他没有去。

我们九点就在法庭了。我知道轮到CH可能得等一整天。C是我的另一个病人。他参加了Creedmoor*医院的MICA*项目。我想在叫到CH之前去见一见C。每每我跟AOT的雇员说，我要离开一会儿，去见一个附近的病人时，他都说NO，并说，“你的病人可能随时被叫到”。我忘记带本书或什么来读。坐在那里无聊透了。快12点了，我问AOT的雇员，为什么有好一会儿没见任何人从法庭出来。他说有个病人在为自己辩护，所以时间长。我想这一定很有趣，就进了法庭。

这个辩护者是个年轻的女士，非裔美国人。她没有律师，自己给自己辩护。在法庭上她比我曾见过的其他律师都健谈。她出示自己付的账单给法庭，以证明她没有精神病。她说她的兄弟和同学可证明她的能力。她告诉法官，医生留她住院违背她的意愿，并强迫她吃药。而她不需要吃药。她太激动，太想解释清楚每件事，结果反而显得她好像精神失常。但是，她还算是有条理。可惜我错过了医生的证词。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最终，法官裁决，她得继续留在医院，直到医生认为她稳定为止。不过，在她出院十天之后，她的医生就不得强迫她吃药了。真不知道她出院以后医生还怎么强迫她吃药。然后，法庭宣布一小时以后再回来。

我让CH去吃午饭。我去看C。因为他正在Creedmoor的日间活动项目（day program）参加活动。这样我不用再专门跑一趟。在等待C和他的辅导员时，我问传达员他们那里是否有付费电话。早上，我用手机给医生D打电话，他说听不清，让我午后再打给他。这个电话对我很重要。在法庭时，我就找不到付费电话。日间活动项目的一个雇员说，那儿没有付费电话。他领我到一个办公室，告诉我怎么使用那里的电话。我刚接通医生D的电话，C的辅导员H就推门进来了，并斜了我一眼。我说，能否等我一会儿。她说他们只有三条线，我不能占太长时间。于是我跟医生D说，我回办公室再给他打。然后向H道歉。当我看到她不快的表示时，我把找不到付费电话和她的同事允许我用电话的解释咽回去了。

H说，早上她接到C妈妈的电话。说C偷了她的钱。我问她是否问过C。她说C承认他用那钱去了Whorehouse。我不知道Whorehouse这个英文字。H说就是“Prostitute”（妓女）。H说C在这个活动项目只待五小时。她可管不了在家里发生的事。如果他妈妈总打电话说这些废话的话，C就应该去MICA residence(住宿的针对精神病吸毒问题的服务)* 而不该到他目前所在的Phoenix House*凤凰屋日间活动项目来。

这时，C来到H的办公室，依着门。H告诉他，我已经知道了一切。她建议我为他找个MICA Residence*。我问C，是否想去MICA Residence。他说NO。H说，她会安排一个AOT、C的母亲和我的会议，来讨论C的问题。我说我会出席的。H看着C。C说，他不想出席任何会。H问为什么，C笑着说，“因为我不打算来。”我非常吃惊，这是我第一次看见C笑。他脸上从来没有任何表情。

当我问他为什么做那事时，他的眼睛避开了我，说“我是人。我有感情。我不是机器人。”看来他做这些事还合情理。我不知道怎么回应他。然后我问，是否知道他将面对什么吗？他看着地板沉默无语。

几天后，我有一个培训课。老师让我们给她举个精神病复发的实例。我给了C偷母亲的钱去妓院的例子。老师让我们找出正、反两方面的理由。一些人，特别是男士，找出好多去妓院的正面理由，诸如可以社交、感觉自主、自觉正常、做自已要做的事而不是別人告诉他的事等等。

见过C后，我回到法院。直到近四点CH才被叫进法庭。法官同意AOT对CH的做法，不到十分钟，就把我们打法出来了。我累极了。CH看上去还好。我问她是否觉得累，她说NO。后来我跟我的同事说，我在等候室呆一天都要跨了。想想这些有精神疾病的人，如果他们能在法院呆一天且情绪稳定的话，那就说明他们真的稳定了。我的同事说，病人知道，在法院闹事的话，就真会有麻烦了。我说他们要是能在法院控制住自己，那说明不管在那儿，只要他们真想控制住自已，他们就能控制住。

*AOT全称Assistant Outpatient Treatment。听上去是一个辅助性的门诊服务。这是典型的美国现代“政治正确”的术语。其宗旨就是听上去让人不知所云，得花许多口舌解释，还不一定能解释得清。AOT真正含义是强制精神病患者接受门诊的治疗。它属于政府精神健康部门。它所提供服务对象有自愿接受服务和强制两种。强制接受服务的，由病人的医生到法庭出庭要求法庭命令病人接受治疗。如果病人违反法庭同意的治疗计划，病人就会被带回医院住院，直到病人服从治疗。自愿接受治疗的病人如果不按照治疗计划接受治疗，结果就会成为非自愿的病人。

* Medicaid 医药补助，是政府为低收入者提供的医疗保险。一般如果符合领取SSI的人都符合医疗补助计划的申请标准，所以许多人都是在获准领取SSI的同时，自然而然获得医疗补助计划，即Medicaid。当我在学校读书时，我们的一位讲福利政策的教授曾说，Medicaid 称得上是“金卡”。谁拥有Medicaid，谁就拥有最好的医疗保险了。一般有正当工作的人都是由雇主买医疗保险，自己也支付一部分保险金或医疗费和药费。而Medicaid比有工作的人的保险强百倍。

*Creedmoor 是位于纽约市皇后区的一所纽约州立精神病专科医院。

*MICA 全称Mental Illness and Chemical Abuse。是指同时有两种病患的病人，即精神疾病和吸食毒品。许多社会服务机构为有这两种病患的病人提供治疗和戒毒康复的服务。它有住院治疗和住宿治疗的区别。前者是强制的，后者是自愿的。例如，本文中所提到的凤凰屋 (The Phoenix House)属于住宿治疗的一种。                

* MICA Residence 是指对既有精神疾病又同时吸嗜毒品的人提供的住宿治疗服务。

* Phoenix House, “凤凰屋”, 是美国一家治疗与防范吸毒和酗酒的全国性机构。它始于1967年，由六个纽约市的海洛因瘾君子自告奋勇搬到一起，他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的走出毒品的阴影。在精神病医生Mitchell S. Rosenthal和纽约市有关戒毒服务机构的带领下， “凤凰屋”的治疗项目逐渐成型，发展成一个全市的治疗网络的模范。过去四十年来，“凤凰屋”已从纽约市发展到全美九个州，共有近100个项目在操作运行。目前，成人的住宿戒毒治疗服务达到5000多人。“凤凰屋”的模式已广泛实行于美国及海外的监狱。